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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
2020年06月01日 09: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作者:孙吉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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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传统的治理方式未能有效解决当前的各类全球性问题,治理制度滞后,治理失灵和治理赤字无处不在,全球治理经常陷入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界定自己为世界大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全球治理日益重视。同时,中国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中蕴含了中国独特的思想传统和行为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理解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更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包容性,突出共同与平等治理、关联治理、过程治理和发展治理,这不仅为当前的全球治理补充了新的理念和行动思路,也在理论层面为国际合作与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性启示。

    关键词: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对外政策 创新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北京100037)。 

  

  全球治理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传统的治理方式未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各类全球性问题,治理失灵、治理赤字不时出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和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有增无减。随着当前世界不确定性的增强和国际秩序、国际格局的不断变化和调整,这种态势还可能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把自己界定为世界大国,全球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不断增强,强调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全球治理高度重视。受中国文化传统和外交理念及实践的影响,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包容性,与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相比,在此视阈下的全球治理更强调共同与平等治理、关联治理、过程治理和发展治理。本文旨在系统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相关中国思想传统以及它们如何塑造和影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这些理念与实践又与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有哪些不同,如何为当前的全球治理补充新的理念和实践思路。

  一、全球治理体系与当前的治理困境

  全球治理有其明确的概念,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其自身特征,也面临系列问题。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全球治理”概念的正式提出可追溯至1992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倡议、瑞典前首相卡尔森( Ingvar Carlsson)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该委员会发布《我们的全球伙伴》报告,“全球治理”首次作为被官方认可的学术概念得到较为系统的阐述。国内有时把该报告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译为《天涯若比邻》。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大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tta Annan)在其报告中对全球治理理念和思想进一步深入阐述,表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所面临和需要应对的紧迫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我们的全球伙伴》报告较为全面地搭建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框架,对全球治理的主体、实施手段、实施效果和相应原则都进行了明确界定,很多内容获得广泛认可,沿用至今。报告认为,“治理”概念的核心是个人、制度、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共同管理事务。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随着人们对全球治理的日益关注,其内涵也得到进一步细化和丰富。全球治理客体,即全球治理的对象和议程,主要是经过分析预测,已经或很可能即将影响全人类,并且很难依靠单个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的少数行为体就可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如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防扩散、流行性疾病、难民问题等。全球治理的主体一般分为三大类别:首先是各国政府或特定的政府部门;其次是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协调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第三是非正式的全球公民和社会化组织。在实践中,这些行为体经常需要相互协同,共同发挥作用。全球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全球治理客体的复杂多变性为充分实现全球治理增加了难度,而在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转型期间,治理所遵循的不同原则、规则、规范等之间的竞争会加剧,治理难度可能加大。

  全球治理需要体现公共性、多元化和协商性。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个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国内政治中那样等级分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主要是依赖规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基于规则的治理,具体包括一般性原则、规则、规范、程序、标准等。无论是从原则、规则的制定,还是到最后实施具体的政策都涉及多个方面,如国家间的协调、共识的达成等,不同层次行为体需要能够充分协商、交流和合作。由此可以看出,公共性、多元化和协商性应当是全球治理的根本特征,在治理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遵循全球治理的以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治理的成败。近年来,关于气候变化的治理过程,无论是从哥本哈根谈判,还是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都体现出治理过程对治理结果的影响。

  (二)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

  全球治理概念提出至今已经近三十年了,但现有治理体系依然面临治理赤字、治理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在经济领域,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重创,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快,有效加速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配置,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各国经济更加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新兴市场国家大都表现良好,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西方经济被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绑架,虚拟经济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泛滥,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首先由美国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所致。何亚飞:《中国与全球治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92页。然而,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挑战,由西方大国长期把持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组织,如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未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遭到质疑,各方不得不反思现有体系的问题,探寻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协调和金融政策协调的可能和相应的新机制。

  在政治领域,西方大国基于国际事务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话语权,打着普世价值、尤其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和政治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的最终结束使西方世界更加坚信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将传遍整个世界,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甚至成为一种主导话语。受此影响,在冷战结束至今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一直以意识形态划线,向所谓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并最终实现“全面西方化”。“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等都是典型例证。然而,现实世界却并未像其所预想的一样发展,无视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现实发展情况、一味推行西方民主甚至直接干预他国内政、强行更迭国家政权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催生了新问题:战乱不断、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难民如潮、恐怖主义蔓延等。西方国家的这种针对政治制度的“治理”实际对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成为破坏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因素。同时,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国内也面临形形色色的问题,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在国内蔓延,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威胁不断增长,社会日益分裂,促使人们进行深层次的反思。

  在社会文化领域,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同样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相对,一直是西方世界认识全球文明演化进程的思想基础。很多西方国家基于种族、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偏见,对世界文化多样性持消极甚至排斥态度。此外,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将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传播。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忽视甚至打压,恰恰与全球治理的本意背道而驰,更无助于实现全球治理的多元化目标。事实上,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尊重文化多样性发展也是鼓励思想多样性发展的前提,是保证全人类在应对各种复杂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从这一点来说,尊重、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会直接影响人类未来。对于全球治理而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既是前提,也是目的。但传统的全球治理方式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在“文明冲突”的消极论调中将各种文化、文明对立起来。实际上,此类观点极具误导性,与全球治理所需的最根本的多元化相悖。而相关研究表明在不同文明之内,仍存在诸多文明内部差异,不能简单以一个标准或一个标签来概括;不同的宗教所产生的影响也并没有像“文明的冲突”所描述的那样明显。Nate Breznau, Valerie A. Lykes, Jonathan Kelley and M.D.R. Evans,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references for Religious Political Leaders in 86 Nation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50, no.4, 2011, pp.671691.

  (三)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困境的原因

  上述治理困境主要是由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特点所致,远未体现全球治理强调的公共性、多元化和协商性。

  第一,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以西方大国为中心。尽管全球治理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但是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以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为基础的。二战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共同策划下,一系列国际组织、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得以建立,它们在全球确立了系列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维持了世界秩序的运行,也为此后逐渐发展成型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它们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国际制度的设计在本质上带有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如在G20产生之前,全球经济治理基本由七国集团把控,治理理念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治理思想;世界银行的行长必须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由欧洲人掌门,美国拥有独家否决权。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冷战结束之前,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美国和其他几个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有效回应,不公正的全球治理格局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在2008年之前,全球治理基本等同于西方治理。

  第二,现有的治理体系没有及时反映当今世界的变化。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是基于二战后的需要建立的。当前,无论是全球的权力分布、科学技术、思想观念还是世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等都与二战后大不相同。首先,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国虽依旧占据世界权力的中心,但相对实力和影响力都已开始下滑。此外,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其美国优先政策以及不断“退群”的做法,对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冲击。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国家间的资源流动和交流沟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流散和重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次,全球治理所需要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即治理客体发生了变化。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面临的是如何维护和平的问题,经济、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是主要治理对象,大多属于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但是,随着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涌现,贫困、灾难、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已经威胁整个世界的安全,影响到每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最后,全球技术的发展和变革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日益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特征,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地加深。社交媒体的社会再造、网络外交、政治重塑的功能日益凸显,甚至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何亚飞:《中国与全球治理》,第46页。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有些仍然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盲区,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也凸显了全球性问题增多与全球治理制度不足的矛盾,治理制度滞后于现实变化的问题急需解决。

  第三,现有的治理体系仍是一种排他性治理,主要由大国和西方理念所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极弱。西方的治理理念受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治理实践中经常忽视多元性。受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西方的治理体系总是把事务对立起来看,认为冲突是万物间的本质,难以避免,如“文明冲突论”、“零和博弈”等。近年来,在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总是认为新兴国家是与己对立的力量,会破坏原有的体系。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后,一些西方国家的第一反应是它要取代世界银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也有国家认为它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经常被忽视。与此同时,西方的治理理念经常表现出一元的治理特色,主要以规则治理为主,缺少灵活性。规则治理也一直是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其他的治理理念或模式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或忽略。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119页。实际上,弱规则治理、协商治理等也是可以采取的治理方式。当前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多元,起因各异,很多都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如贫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有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政策有关,这些具体问题产生原因的复杂性以及治理的复杂性都需要在治理理念、手段和路径方面增加多元性,不断吸收新元素。

  第四,现有治理体系的治理方式主要是单一治理,治理多停于表面,忽略了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经常治标不治本。例如,恐怖主义的兴起背后有极深的社会根源,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简单从表面治理,很难真正奏效,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例如,“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动员了反恐战争,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结果并不如意,世界一度呈现出越反越恐的态势,甚至还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凸起。反思这一过程,很多学者都认为其根源之一在于美国这些年在中东的政策。再比如,美国把对中国等国的贸易逆差归罪于对方,而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实际上是美国长期的国内储蓄短缺催生了贸易巨额的经常性的账户逆差和贸易逆差,而美国政府几乎或完全没有认识到储蓄和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斯蒂芬·罗奇:《我为什么看好中国经济?》, 2019年4月20日,http://www.sohu.com/a/309292772_761996, 2019年6月23日。由此可见,如果单纯从表面上对某一问题进行治理,会经常忽视背后的深层原因,自然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治理成效。

  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及全球治理的实践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与中国在不同时期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国际定位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性问题的质变和量变日益凸显出现有治理体系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乃至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也日益关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希望中国能够在全球事务和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而言,2008年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节点,2008年后,中国的大国意识和自信逐渐增强,随着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思考全球治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全球治理更加重视,鲜明提出自己的全球治理理念,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2008年以前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

  回顾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到2008年之前的对外交往史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的角色定位和相关参与行为的变化。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演进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在不同时期对国际体系及自我身份的认知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中国基本经历了局外者、接触者和被动参与者、努力融入者和积极参与者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多数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普遍怀有敌意,并采取了遏制与围堵政策,通过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安全上的孤立、封锁和威胁等挤压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完全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而中国也对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持消极态度,将国际组织定性为具有欺骗性、敌对性、侵略性的“陷阱”。刘贞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国家利益分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9期。即使对于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中国也曾将其视为“反帝反修”的论坛。孙吉胜等:《互构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程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7页。中国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全球经济治理等活动或是拒绝参与,或是极少参与。即使在有些领域参与,也大都是被动参与或是象征性参与。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的缓和,中国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也开始转变,成为一个接触者。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标志着中国开始重返全球舞台,逐渐参与全球性事务。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因此,进一步深度融入国际体系成为维护自身权益、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的紧迫需求。基于此,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中国更加积极地加入国际组织,中国的官方话语也明确肯定了参与国际组织和开展多边外交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历了长达15年的入世努力后终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经济也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这不仅鼓舞了发展中国家,也坚定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决心,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为中国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

  尽管中国在2008年之前加入了大量的国际组织、公约、条约等,客观上参与了大量的全球治理活动,也为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的参与总体上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更谈不上明确的治理观、治理理念和行动路径。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研究也很有限。

  (二)2008年之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视与实践

  2008年以来,中国的大国意识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明确界定自己为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开始从参与、深度参与,到在某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持续上升,2008年到2013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高达52%,同时,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主要增长极,开始更积极履行自身的国际责任。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期间,从世界经济前途考虑,中国决定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超过500亿美元债券,在中国示范下,各国迅速加入,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何亚飞:《中国与全球治理》,第34页。与此同时,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的国家自信明显增强。2013年,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和机遇。2016年后,面对世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以及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及保护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明确释放了中国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的世界经济的信号和决心,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除了在行动方面加大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力度,中国还努力提出自己的理念和主张,并将其付诸实践。基于此,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定位也开始变化,在行动上更加主动,从简单的参与者转换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倡导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例如,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主张国际经济金融组织要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以使全球治理体制能够更加平衡,更能反映出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在呼吁改革现有机制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注重引领创设一批新的国际机制,提出自己的倡议,以弥补现有机制的不足,提升治理效率。中国利用自己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和中国的发展经验,牵头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这些多边机构既帮助维护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此外,中国还借助主场外交积极推广中国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治理方案。例如,在2014年的第二十二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与参会各方就“深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形成了重要共识。钱彤:《倡导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中外企业家》2014年第31期。在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首次提出,在全球治理中应当重视创新发展方式,发展治理被正式纳入全球治理议程。2017年的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倡议促进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主体。在2018年和2019年的第一届和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相对接。中国正在努力将中国理念注入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中国思路。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近年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国话语。该理念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包容性,对当前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有指导和补充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发展与推广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页。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解释中国的全球治理价值、目标以及路径。2015年9月,他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主要方面全面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实践路径。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2017年1月,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进一步提出“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五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该理念提出后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越来越多地被世界理解和认可。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指出,国际社会要本着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持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同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号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其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所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逐渐从中国理念、中国话语转变为世界话语和世界共识。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传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后有其独特的中国思想传统。

  首先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是一个整体,即天下为一体,没有整体也就没有局部可言,这也体现了中国眼中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按照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天下是继国家之后的又一个完整的政治单位,四海为一家。这种理念强调天人合一,天下大同,世界本应是一个有序整体,而不是霍布斯笔下的无序丛林,它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也是一种社会事实,这种天下观要求兼容万物。而就秩序而言,天下体系体现了一种理想的秩序,其自身的差序格局秩序使其可以保持世界的稳定。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第2—3页。这与西方理论所强调的个体秩序以及权力等级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时强调的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这一认知正在成为世界共识。

  其次是强调世界的关联性。由于中国文化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因此一直强调世界万物相互关联,每一事物都是他者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正是事物间的关联关系显示出了彼此的存在。因此,中国人经常遵循一种关系思维,一件事情或某种行为的发生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是由多种关系促成。中国社会也正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关系体。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推进,整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态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事物间的关联,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提出了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概念,这些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的不同层面的内容,彼此关联。而面对全球治理所需应对的各类问题,它们看似独立,实际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例如,习近平在谈到难民问题时强调,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2页。

  再次是辩证统一地对待矛盾与差异。全球治理主要解决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经常需要多国协商解决,差异在所难免。而中国传统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要辩证统一地看问题,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对待问题时要辩证统一地处理。即使两个相互对立的事务,也会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因此,存在矛盾是正常之事,矛盾是推动万物发展的动力。解决矛盾首先要尽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引导矛盾向好的方向发展。任何他者,都可以以某种方法将其转化为和谐的存在,任何不和的东西都可以化为和谐的关系。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包容性,包容发展,互学互鉴,强调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融合的历史,当前更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而不是以割裂的眼光来看世界。

  最后是坚持和平传统。中国文化崇尚和平,达成和谐状态是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表明,和平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和核心理念,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再到和谐世界,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和平”。就和平发展而言,中国从自己的实践得出结论,发展是硬道理,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而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实现该目标的基本原则,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始终。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创新

  “人类命运体”理念所蕴含的思想传统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中国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

  首先,中国强调共同与平等治理。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主张通过制度约束和权力政治思维解决全球性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未给予足够重视,经常弱化甚至无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体性地位,仅将其作为被治理和被约束的对象。当前,全球治理客体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性疾病和难民危机等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仅依赖一个大国或是组织已经很难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广泛参与。中国强调世界各国都是平等成员,全球治理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垄断,治理的成果也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独享。因此,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以调动全球力量。只有这样,全球治理才能更好地实现其普惠性,而非只为少数国家和群体服务。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专门邀请了部分组织的领导人参加,如东盟、非盟以及77国集团等组织的主席等,更加契合了峰会“联动、包容”的理念。此外,中国在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改革时,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经过努力,该组织把约6%的份额转移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四个新兴经济体跻身该组织股东行列前十名。《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2016年1月28日, http://money.163.com/16/0128/14/BEE2M0AG00252G50.html,2018年2月4日。

  其次,中国强调过程治理。受中国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中国强调变通,认为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是常态,事物不断变化是其发展、前进的动力。正是因为事务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变化,实际上过程与开始和结果同等重要。行为体间的互动过程可以改变行为体间的彼此认知,塑造共享知识,形成主体间认识。这样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也较为常见。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合作行为都是事先预设好,很多是在互动过程中由合作双方通过不断学习、不断调整实现的,是在大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一国一策”实践。这些过程也使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路径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

  再次,中国强调关联治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维一直强调万物的关联性,它们不仅相互关联,同时也相互转化。实际上,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更是如此,各种威胁相互交织在一起,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高度相关。如果在治理过程中只关注表面现象就只会治标而不治本。例如,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中国提出标本兼治、外交解决、维护国际防扩散机制、提高各国防扩散能力的四点原则。王毅:《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增进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安理会防扩散问题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 2017年9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96233.shtml, 2019年5月5日。针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问题,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明确提出把完善货币、财政等短期政策与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联系起来,以达到长期治理效果。

  最后,中国强调发展治理。近年来,中国努力将自己的发展经验与发展理念融合到全球治理体系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首次在全球宏观政策框架中突出了发展问题,首次制定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提出具体发展措施,如提高能源可及性、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再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也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旨在通过互联互通让其他国家更好地分享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机遇。此外,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时,中国主张和平发展,主张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的全面发展,进而消除东道国国内冲突的根源。何银:《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4期。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中国独特的世界观、秩序观和行为方式,也影响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更强调平等与共同治理、关联治理、过程治理和发展治理,强调开放性和普惠性,这些也是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具体体现。中国所倡导的新理念得到了多数国家的支持与认可,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总是认为中国不仅要寻求在亚洲的主导权,在世界范围内也在平衡美国的影响,中国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也被理解为是平衡美国战略影响的举措。Hochul Lee, “Power Politics Behind the Transforming Geopolitics in East Asia,” East Asia, vol.34, no.4, 2017, pp.317318.这些消极负面的话语对世界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造成了冲击。西方语境下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自二战后建立起来延续至今,一些理念已经具备了坚实的话语基础。因此,中国如果将新的理念注入到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之中,需要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和新思路进行系统梳理整合,并采取一定的话语策略对其进行传播,直至其最终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同。只有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才可以更好地被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更好地转化为世界共识,更好地体现其世界影响和世界意义。(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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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吉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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