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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法治意义
2020年06月10日 08:38 来源:《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李占荣 字号
关键词: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法律表现;法治价值

内容摘要: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历史自在、初步自觉和完全自觉三个阶段。中华民族的法律表现是:“中华”与“中国”具有法律上的可通约性;《宪法》中的“中华”实质上是指“中华民族”这个主权民族;法律法规中的“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我国56个民族多元一体,代表中国,以及代表全国各族人民三重涵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法治价值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范畴对中国法治的人民主体性效应上,即中华民族是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介质,“中华民族认同”是构建新时代法治秩序的前提,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法治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法律表现;法治价值

作者简介:

  摘要: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历史自在、初步自觉和完全自觉三个阶段。中华民族的法律表现是:“中华”与“中国”具有法律上的可通约性;《宪法》中的“中华”实质上是指“中华民族”这个主权民族;法律法规中的“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我国56个民族多元一体,代表中国,以及代表全国各族人民三重涵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法治价值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范畴对中国法治的人民主体性效应上,即中华民族是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介质,“中华民族认同”是构建新时代法治秩序的前提,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法治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中华民族; 历史发展; 法律表现; 法治价值

  作者简介:李占荣,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属性的认识更加深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成为民族工作的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虽然作为固定语汇的“中华民族”是20世纪初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萌生后的产物,但其“所指”(signified)的现象却是贯穿于现在被称为“中国”的这一大片土地上的人类文明史,所以客观而言,“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1然而民族学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就时间而言,比较侧重于1902年“中华民族”概念第一次被提出以后的时段。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不但是各民族共创中华(即中国)2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目前对于中华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和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4理论内涵的揭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来源、5政治属性、6概念内涵、组成要素、实践逻辑7和民族工作主线8的阐释,关于中华民族的基础性法学研究还比较空缺。中华民族作为法律概念,存在于《教育法》《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等10部法律之中。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自此,至少在形式意义上,中华民族上升为一个宪法概念,第一次获得了宪法上的主体性。但是,由于在上述法律中,中华民族仅具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根本利益”和“伟大复兴”等宣示意义,还没有形成法律规范体系,所以作为以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对中华民族的研究还有待展开。

  作为民族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民族法学已经将中华民族纳入其研究视野之中,其研究路径是以法律原则为抓手,逐步向规范研究深入,主要研究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9法治保障,10以及中华民族入宪的必然性和方式等,11而对中华民族法治价值的挖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价值分析是连接法律原则与法律规范的桥梁。当前,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12本文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探究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逻辑,展示其法律表现,进而阐释其法治价值,这对于厘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属性、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叙事是以华夏为中心,在“华夏-四夷”的二元结构中展开的,并随着该二元结构的变动而不断被修改和扩展,其动因是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导致“华夏”与“四夷”间的相互融合,最终在现代国家观念的统摄下各民族凝聚成中华民族。

  (一)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在

  从史前到19世纪,中华民族是以自在的形态存在。先秦时期存在诸多由众多部族整合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开启了中国王朝的历史。秦朝把华夏民族分散的活动区域连接起来,形成统一中国的最初版图;废分封、设郡县的政治安排,使“夷夏之辨”从衣冠礼仪的文化差别,上升为编户齐民的政权确认。汉承秦制,在“大一统”观念下,更多地方边陲的族群融入华夏,促成疆域内频繁的物质交换和观念交流,华夏民族在文化上趋于均质化,为后世提供了作为民族名称的“汉人”概念。八王乱后,五胡纷起,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北方民族相继建立政权,统治者追求“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13接续中华文明,“然后一轨九州,同风天下”,13使各民族在统一的政权下,形成一个民族集合体,这便是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形成。

  伴随着大统一,隋唐两朝将存在于魏晋南北朝的各民族包容进来,实现了“汉族固有之文化与异族固有之武力结合为一”14的再次统一。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再度进入多政权分治状态,契丹吸收回鹘、奚、室韦等部族逐渐壮大,建立辽王朝,在官制、朝服、音乐、舆服、仪仗诸方面行国汉两制,但在阐释中国观念时,不仅倡导华夷同风,认同儒学文教,更愿以中国正统自居,可见辽政权对秦始皇所谓“传国玺”之执著,以此作为承继中华正统之合法性依据。15宋以中国正统自居,但在实力上难以威服异邦、四夷宾服。蒙古民族入主中国,吞并金、西夏和南宋政权,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流空前繁荣,族群的迁徙、转型促成社会进一步向多民族、多文化的方向发展。明朝,朱元璋在处理民族事务上显得较为内敛,修筑长城隔绝北方民族,随着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在西南地区融合了少数民族。清朝政权平定蒙、藏、回疆,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本轮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承继了清朝奠定的地理疆域,将西藏、蒙古、新疆和台湾纳入中央直接统治之下,从而将地域上的中国与民族上的中华民族16统一起来,历史上的各民族随着疆界的厘定一并汇入中华民族的族体,架构了实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标志着自在的中华民族完全形成。

  (二)中华民族的初步自觉

  “中华民族”的概念提出来以后,伴随着时局变迁和立场差异被解读成不同的面向,在百余年的话语竞争逐步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清末以来三种中华民族观念交错回应,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初步自觉。

  首先是“中华民族是汉族”的观念。1902年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起初是指“汉族”,与“华夏”“汉种”“黄族”等概念相通。17将中华民族解读为汉族的观念成为清末革命派推翻清朝政权,恢复汉族统治的思想基础。1906年《民报》周年纪念大会,孙中山在演说中提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作两次去做。” 18在章太炎看来,“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9陶成章撰写《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称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所谓中国者,即吾汉人祖先所创建者也” ,20同样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

  其次是“中华民族是多族”的观念。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以文化论阐释中华民族范畴,并将其与国家建构结合起来,他指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乃合五族之土地为其土地;今日中国之人民,乃合五族之人民为其人民,而同集于一统治权之下,以成为一国者也。”21该理论初步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族体多元性,具有重要意义。1923年,梁启超认识到汉族在已经融合满族的基础上,将继续融合蒙回藏诸族,成为未来的“中华民族”,22转向了“中华民族是多族”的观念,“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23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整合各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渐成主流。

  再次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华民族”的认识被赋予觉醒民众、唤起斗志、团结抗战的时代内涵。1935年傅斯年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的论断。24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中,傅斯年对中华民族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中华民族者,中华民国之国民皆属之。其中虽有所谓‘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各名词然在今日事实上实为一族。”251939年,顾颉刚深化傅斯年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解,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政治属性,将民族与国家(state)连接起来,具体到个人,指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就是中华民国的一公民;抽象为整体,“中国的‘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才是恰恰相当”。26“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直接针对帝国主义者分化边疆同胞、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旨在唤起中华民族的团结意识,动员民众保家卫国,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族”的观念,在“民族国家”的国际话语谱系中,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理论视野彻底打开了。

  (三)中华民族的完全自觉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的民族状况提出更为深刻的理解。1937年,中共中央确立全国同胞奋斗之目标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号召各族同胞“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27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28自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民族观念的主旋律。抗战胜利后,“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29的原则得以继续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华民族基本上是在国族意义上使用的。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交往增多,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呈现多发性,民族意识增强。学术界开始关注和讨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及其包含的50多个民族单位虽然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其中,“中华民族”被界定为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人民,在历史中逐步形成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在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得以自觉。组成中华民族的众多民族单位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结构,在众多民族单位中,汉族是凝聚的核心,汉族与非汉民族相互交杂相互充实。30“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为通说。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完全自觉在宪法中有所体现,《宪法》序言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但阐述了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和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而且标志着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族人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

  三、中华民族的法律表现

  中华民族的法律表现包括古代法律和近现代国际法、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体系中对中华民族的规范性规定。

  (一)“中华”与“中国”具有法律上的可通约性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作为地域名称的“中华”与“中国”含义相同。其实,在古代法律文本中,“中华”与“中国”二者含义也大致相同。据《唐律疏议》记载,“妇人之法,例不独流。故犯流不配,留住、决杖、局作。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并依流配之法,三流俱役一年,纵使遇恩,不合原免。”31该内容又为《宋刑统》所吸收。32

  从近代国际政治和国家交往看,“中华”与“中国”也是通用的。1689年,清政府在对外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条约——《尼布楚界约》的抬头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大臣索额图”,该条约共有六条,在第一条和第二条中3次使用“中国”一词;331844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使用了“中华大清国”一词。34显然,在国际法的层面,“中华”与“中国”是通用的。“但那时的‘中国’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国号,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一词才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国号”。35

  从现代国际法看,“中华民国”曾经是“中国”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当代“中国”的国号。“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国号,在汉字上都是使用与‘中国’通用的国名——‘中华’。它们都使用‘中华’而没有使用‘中国’,最大的原因应当是‘中国’的‘国’字本身就有国家的意思,与后边的‘民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字意思重叠,这在汉语语法上是不能允许的。在英文的国号上,国名和其他政治词汇的区别就一览无遗了,无论是‘The Republic of’还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都是用以修饰国名——China的。在两个国号中,都保持了中国国名(China)的同一性”。36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而成为中国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被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广泛承认的具有国际法人格(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y)的政府。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作为地域称谓、法律称谓看,还是从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和国家交往以及从现代以来的国际法看,“中华”和“中国”的意义是相似甚至相同的,具有可通约性。

  (二)《宪法》中的“中华”实质上是指“中华民族”这个主权民族

  我国国号和《宪法》中的“中华”一词,在民族共同体意义上具有“中华民族”的含义。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者,皆以取得中华正统自居。到了元明清三代,连续的“大一统”奠定了之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雏形,也为从“中华”的自在到“中华民族”的自觉奠定了基础。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不但在政治上宣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诞生,还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将“中华”纳入宪法范畴,同时也得到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可。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会议发表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37该声明反映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弥足珍贵的。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的混乱状态,在各种语境中的“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与政治共同体还只是初步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完全形成,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完全展现,“标志着中国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基本实现,构建起了一个保障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中国人民——拥有和掌握国家政权的完整框架,从而为整个民族认同国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而为中华民族披上了国家的外衣,使其具有了国家的形式”。38根据“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二者共享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这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国家——如法兰西民族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反过来塑造了法兰西民族——如出一辙,并非特例。

  《宪法》中的“中华民族”属于“主权民族”。主权民族是“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的简称,既是建立国家的主体,同时又是被国家塑造出来的客体。39《威斯特伐利亚合约》(Peace of Westphalia,1648)的缔结宣告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没落,取代帝国的是“由公民资格和民族性的重叠纽带联结起来的自主政治共同体”,40即现代民族国家。从欧美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上看,建立民族国家的那个“民族”就是主权民族。主权民族是最高层次的民族概念,系个人最大的民族认同事项,个人基于公民的身份成为主权民族的一分子。在我国《宪法》制定之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已经历史地存在,并在近代抵御外敌的过程中逐步自觉;在《宪法》制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即中国人民的意志保证了宪法的合法性,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条款固定下来;在制定的成文《宪法》文本中,“中华民族”与地域意义上的领土“中国”,人口意义上的“中国各族人民”,主权意义上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宪法概念高度统一。据此,《宪法》中的“中华民族”概念属于“主权民族”。

  (三)法律法规中的“中华民族”具有多重涵义

  实在法秩序中,一国的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位于规范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宪法扮演基础规范的角色,“可以从同一个基础规范中追溯自己效力的所有规范,组成一个规范体系,或一个秩序”。41以宪法中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涵义为解释准则,下位法中的“中华民族”概念是在下述三种法律语境中使用的。

  1.中华民族代表我国56个民族“多元一体”。

  一方面,中华民族代表我国56个民族的整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中,“中华民族”最早使用于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教育法》,其中第七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该条款中的“中华民族”概念用于修饰和限定历史文化传统,其基本含义是对56个民族整体的通称,换句话说,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的是56个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各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种使用在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医药法》中更为明确,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条款中的“中医药”是汉族医药和少数民族医药的统称,在文义解释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我国各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三个法律概念的内涵完全相同。代表56个民族整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对应于《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的“全国各民族”和第四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

  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在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语境下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最为常见,除了《教育法》和《中医药法》之外,还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制定)第一条“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美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制定)第一条“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文物保护法》(2002年修订)第一条“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广告法》(2015年修订)第三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慈善法》(2016年制定)第五条“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五部法律。在行政法规中,《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制定)第一条“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制定)第一条“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同样可以归为这类含义。在地方性法规中,代表56个民族整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同样被广泛使用。42此外,涉及民族团结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所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往往也指代56个民族整体。43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也代表我国56个民族的多元。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华民族也代表我国56个民族的多元不但是一个事实,也是政治和法律上的常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44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45

  从法律上看,我国《宪法》中有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关于民族的概念和表述,《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使用了汉族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宪法》第四条使用了少数民族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2.中华民族代表中国。

  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其基本含义等同于主权国家的中国。在我国现行法律中,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系第三部直接将“中华民族”写入其中的法律,也是首部专门调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但同时也首次明确提出了在“台独”分裂势力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三种情况下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底线。从整个法律文件的系统解释看,第八条所规范的“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其目的在于“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该目的同时回应于《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目的条款,即“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一条)。两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祖国和平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相通的,中华民族就是代表中国。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首次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法律。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与国家政权、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以及国家重大利益密切相关,体现强烈的主权民族色彩。随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2015年制定)第一条、《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制定)第一条都使用了该表述,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别对接于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以及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内容,中华民族同样可以理解为代表国家的民族。此外,地方性法规也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例如,2018年3月29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作出修改,增加了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的法定义务(第四条)。

  最为重要的是,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三十二条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增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第三十三条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修改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从宪法修正案语段的逻辑解释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位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可以理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中国的高度一致性。

  3.中华民族代表全国人民。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中华民族”概念还在“全国人民”“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各族人民”的意义上予以使用。462001年国务院通过新的《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境外电影制片者同中方合作者合作或者以其他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摄制电影片,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该条款的语义解释看,风俗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由自然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习惯称为“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称为“俗”,而习惯指社会上长期形成并被多数人认可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与生活于特定地域的人们密切相关,在法律文本中始终是指特定法律关系主体的风俗习惯。法条中“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就可以解释为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所特有的风俗习惯,那么,“中华民族”概念实指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华民族概念,对应于《宪法》序言各自然段中的“中国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在行政法规中,《扫除文盲工作条例》(1988年制定)第一条立法目的中有“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的表述。就文化素质的主体而言,“中华民族”等同于全国人民。在地方性法规中,《辽宁省计划生育管理条例》(1997年修订)第一条立法目的中有“保障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表述,在计划生育管理的语境下,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显然是侧重于人口数量的有效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根本提高。该条例的立法目的可以解读为,辽宁省通过计划生育的执法管理,为全国人民素质的提升作出了地方性的贡献。《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2018年制定)第三条表述:“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灭绝人性的暴行,是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是南京城市永久的沉痛记忆。”所受“深重苦难”的主体也应当理解为经历战火的全国人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和澳门已经分别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也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从理论上讲,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规定了“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当于国家《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因此,两部基本法中的“居民”相当于宪法上的“公民”。然而,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据此,两部基本法的第二十一条均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特别行政区选出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由此可见,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属于全国人民,是全国人民的构成部分,从而排除了“非中国公民”。我国《宪法》序言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据此可知,台湾同胞当然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海外华人与祖国有着密切联系,《国籍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但是,《国籍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据此,从法理上讲,只有具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才能属于“全国人民”。当然,这也不排斥在文化意义上和政治宣传中将海外华人包含在“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范畴中。

  四、中华民族的法治价值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47人是一切价值的需要者、享用者和评价者,因此,构成价值的主体是人。中华民族的法治价值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范畴对中国法治这一包涵含人民主体性范畴的效应。本文所讨论的中华民族的法治价值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笔者在200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入宪”的学术命题,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入宪是促进公民进行国家认同的法律纽带,是制止国内民族分裂主义的宪法依据等观点。48随着2018年《宪法》的修改,“中华民族”终于被写入宪法,之后,学术界阐释了“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把握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分别提供了有力的法理基础、宪法遵循和根本法保障”,49“叠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构建民族共同体问题上颇为厚重的反思与沉淀”,50“在规范、政治和宣誓等层面上,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治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和宪法保障”51。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法治价值主要体现为下述四个方面。

  (一)“中华民族”是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介质

  人民主权“被作为理论性支柱的观念,在近代市民革命成立之后,作为国家统治根本原理,在近代立宪主义宪法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52人民主权观念的产生与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政治统治关系可以简化为“君主—臣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结构。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政治统治的关系演变为“主权者—政府—公民”的结构,其中,政府是主权者的受托人(公仆),对公民实施管理(后来又增加了服务),而统治政府的主体(主权者)和政府统治的对象(公民)其实是同一群个体(一国人民)。个体缔结社会契约的过程,其实就是彼此认同的过程,也是行使制宪权的过程。因认同和团结而获得的身份,西耶斯(Sieyes)将其命名为“民族”(nation),“唯有民族拥有制宪权”。53这里的一个特殊背景是,就英国和法国而言,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习俗传统的民族在国家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将公民的民族同类性当作民主制的先决条件的民主制国家符合所谓的民族性原则。按照这项原则,一个民族组成了一个国家,而一个国家又涵括了一个民族”。54显然,民族性原则必然与多民族国家发生抵牾,其解决方案是,一群不同民族的个体在团结起来行使制宪权的同时,建构出一个主权民族,从而使其与国家相匹配。美利坚民族就是美国宪法构建出来的民族,“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名形象地反映了美利坚民族合众建国的过程。“近代国家所统治的,是一群根据领土界定的‘人民’,它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身份进行统治,并将其势力伸至境内最偏远角落的村民身上”。55“主权者—政府—公民”的统治结构就可以解读为“主权民族—政府—公民”的结构,主权民族成为一群个体(一国人民)行使主权的基本介质。

  从制宪权意义上讲,如果构建了国家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则可以淡化国内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族群固有的民族性,将国家主权直接落实为“人民主权”。从实在法的意义上讲,“国民主权原则所彰显的‘主权’,是制宪力的基础,已由制宪者于宪法制定时完全体现,而内化于宪法之中,国民主权即于此时成为宪法(主权)”。56

  我国《宪法》的序言描述了制宪权的行使过程:“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段表述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即“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是主权者。第二,中华民族建立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民族共和国”,“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革命的成果而不是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革命的成果。那么,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都不能单独享有主权,尤其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不能认为是中华的独立继承者和主权的独享者,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才是主权的唯一享有者。申言之,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再享有民族自决权,通过自决自由决定政治地位的过程已经由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完成了。第三,主权的内涵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意味着最高的政治统治和法律权威,对外意味着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地位,那么,前者表达为“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后者则可以理解为“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由此可见,中国的主权属于人民,在国家主权具体落实到人民主权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权成为了连接两者的介质。

  (二)“中华民族认同”是构建新时代法治秩序的前提

  主权民族在行使制宪权、建立民族国家并实现自我规定性的过程中,立宪主义的宪法诞生将民族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严格遵守法律以及依法行使宪法所创设的权力等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予以固定下来,法治秩序取代宗教秩序成为民族国家合法存在和健康运作的方式。“今日,法律秩序成为了一种最重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其他所有的社会控制方式,都从属于法律方式,并在后者的审察之下运作”。57建构主权民族和依宪治国是民族国家发展至今形成的两大经验。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决定了法治秩序的构建不能忽略民族因素。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思想提出新要求,“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58事实上,“五个认同”思想在《宪法》序言中有对应的体现:

  第一,序言宣告“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要求全国各族人民以实施宪法的方式来保卫“奋斗的成果”,而这个成果集中体现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认同伟大祖国就是认同中华民族缔造的国家。第二,序言宣告“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就从宪法上确认了创造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各族人民,换句话说,中华文化不等同于汉族的文化,而是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决定了中华文化多样一体的集大成”。59所以,认同中华文化就是认同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三,序言宣告“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选择。所以,认同中国共产党就是认同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领导力量。第四,序言宣告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也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所以,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认同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

  不难发现,“五个认同”在《宪法》序言中通过“中华民族”这个主权民族联结起来,认同中华民族势必认同其国家、文化、领导力量和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同中华民族是“五个认同”的枢纽和关节。《宪法》序言所蕴含的这个道理是宪法实施的思想准备和意识前提。

  从法治运行的逻辑看,法治秩序建立在“主权者—政府—公民”结构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主权者通过制宪建立基础规范,产生政府,依法实现国家治理,公民服从法律治理的理据在于一国公民与主权者的统一性。国家与个人关系统一于卢梭所谓的“公意”,“公意”并不等于公民意志简单叠加而成的“众意”,“公意”建立在公民认同的基础上,具有共识性。在我国,公民基于认同形成公意的过程,与认同中华民族的过程是同步且重合的。中华民族是各个中国公民在民族事项上的最大公约数,认同中华民族意味着公民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于是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个公民得以成立。同时,产生法律的基础规范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的宪法,“既然人民参加了造法,那么就理当守法,因为人民如果事后违背法律就等于违背自己的意愿,导致自反性悖论。另外,既然法律反映了人民的意志,那么他们接受法律的制约就不会感到不自由”。60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是落实《宪法》内容的基本法律,其序言重述了《宪法》中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民族区域自治的指导思想和民族关系的原则等宪法精神。随着“中华民族”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需要做出相应修改,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宪法》的融通衔接。

  (三)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中华民族写入《宪法》后,从政治、法理上构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因此,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台湾问题是国家统一事业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前提。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完成祖国统一一直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而台湾问题首当其冲。从1949年《共同纲领》在总纲中宣告“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第二条),到“七八宪法”在序言中强调“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表达了“完成统一祖国”的决心,“八二宪法”的序言进一步明确“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最根本、最核心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61这个论断包含深刻的含义:第一,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血脉和文化,在民族国家建构的机理上当属于同一个国家。据此,“台独”分裂势力所试图构建的台湾民族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台独”的分裂图谋缺乏法理基础。第二,甲午战争战败后台湾被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台湾重新归还的历史充分证明,台湾同胞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未来两岸关系发展道路势必以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为基本方向。第三,虽然两岸关系存在很多一时不易解决的问题,但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是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岸的交流协商不能突破这个底线。这个底线的法律效力对应于《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四,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家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家园,因此,中华儿女都应当积极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全和利益。“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进国家完全统一、共谋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无上光荣的事业”。62

  反对各种形式的分裂主义是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是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阶段性特征之一。63民族分裂主义到底在分裂什么?事实上,民族分裂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分裂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最终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当前,除了“台独”,我们还面临着“藏独”“新疆分裂势力”,甚至“港独”等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宪法》规定“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四条)以及“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五十二条)。总之,我国已经形成了预防和反对“藏独”“新疆分裂势力”等民族分裂主义的法治体现和政策支持体系。对于“港独”等分裂主义行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均在第一条明确“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活动的打击属于内政范畴,不容任何外国干预。2019年2月26日,国务院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国函[2019]19号文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责,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内政的框架下,对于香港、澳门、台湾而言,中国政府并未对这些地区的人口开展民族划分,这些地方的人民不能自称或被称为“香港民族”“澳门民族”或“台湾民族”,而只能在主权民族上统一属于中华民族,其宪法地位是居住于港澳台地区的人民。

  其实,国外的教训已经证明,国家的分裂首先是从民族分裂开始的。研究数据显示,自1946年以来,全球64%的内战发生于不同族群之间,在伊拉克、黎巴嫩、刚果、布隆迪、叙利亚、苏丹等国家发生的内战,族裔冲突首当其冲地成为战争的导火索。64无论是美国的熔炉政策,还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试图通过构建团结的主权民族来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而中国的主权民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以后重构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法治的重要使命

  法律同时具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法律规范的规范特性是其逻辑属性问题,即关于用来表述规范的一种陈述的逻辑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功能是指法律所追求的或事实的法律的社会结果”。65法律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社会作用真正揭示了一国法律的本质、目标和实效。在立宪主义国家,法律的社会作用,也就是法治所追求的目标,往往由宪法予以记载。例如,美国宪法序言所列举的建立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安宁、提供防御、增进福利、保证自由等六项制宪目的规定了美国法律发挥社会作用的方向,也是美利坚民族的法治目标。日本宪法因其确立“不再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战祸”的法治目标而被冠以“和平宪法”之名。因此,不同国家的法律在规范作用上总是相类似的,即通过设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但是法律的社会作用,特别是法律所要实现的国家意志则存在国别差异,这恰恰反映了一国法治的本质的特点,也是一国法治的使命。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66自在的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近代遭受列强的侵略而走向自觉,可以说“中华民族”概念自诞生起就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生活世界的一个经验事实是: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国民聚合及政治动员更倾向于征用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行动能量”。67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每个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团结奋斗,最终在《宪法》上确认并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自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赋予根本法效力,成为我国法治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治中国建设分为两个阶段推进:从2020年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法治中国全面建成,意味着中华民族法治文明达到具有领先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度,中华民族的法治自信得以完全实现。68总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中国法治势必要维护和保障这个利益。

  五、结语

  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自在、初步自觉和完全自觉的发展过程,并在古代法律、近现代国际法、现行法律体系中呈现了不同的面相,其法治意义得以彰显。然而,当下在中华民族成为宪法关系和法律关系主体方面,亟需夯实有效的现实路径,阐明和充实必要的逻辑路径,尤其是如何消解“港独”闹剧和“台独”分裂行径,尚需充分挖掘出中华民族潜在的巨大法治意义,在整个法律规范体系中做出系统性安排。据此,笔者以为,中华民族法治价值的实现任重而道远。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2.参见韩效文、杨建新主编:《各民族共创中华》丛书,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3.费孝通先生早在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1990年,尤中教授系统梳理了秦汉至唐时期和宋朝以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理论。参见尤中:《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宋朝以后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续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12期。王文光教授将尤中教授提出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指出后者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参见王文光:《“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4期。

  5.参见平维彬、严庆:《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6.参见赵刚、王丽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解读》,《湘湖论坛》2017年第1期。

  7.参见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8.参见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9.参见谢春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0.参见许传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保障》,《前线》2017年第12期;宋才发、黄捷:《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基础》,《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11.参见李占荣:《论“中华民族”入宪》,《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宪法的民族观——兼论“中华民族”入宪》,《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13.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04页。

  14.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上册),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74—275页。

  15.《辽史》中就有“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的记载。参见《辽史》卷57《仪卫志三》,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16页。

  16.在乾隆的观念体系中,即使是非汉民族,但是只要是在清朝国家主权范围之内,就不能称为“夷”,而“外夷”只能是像沙皇俄国那样的外国。参见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政大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154页。

  17.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97页。

  18.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民报》第十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98页。

  19.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02页。

  20.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216页。

  21.杨度:《金铁主义说》,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3页。

  22.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7331-7364页。

  2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1194页。

  24.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六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46页。

  25.傅斯年:《中国民族革命史》,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5—296页。

  26.参见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7页。

  27.《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28.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页。

  29.毛泽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0.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31.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3《名例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32.参见窦仪:《宋刑统校证》,岳纯之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4页。

  33.《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正式条约,其中使用“中国”一词的条款有两个:“一、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二、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

  34.《中美望厦条约》是由《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组成,条约称:“兹中华大清国、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欲坚定两国诚实永远友谊之条约及太平和好贸易之章程,以为两国日后遵守成规,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大臣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部堂总理五口通商善后事宜办理外国事务宗室耆;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各将所奉便宜行事之上谕及钦奉全权之敕谕,公同较阅照验,俱属善当,因将议明各条款,胪列于左。”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1页。

  35.赵永春、贾淑荣:《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事实上,“中华”与“中国”都是我国的国名而非国号。国号只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给国家起的一个称号,中国古代的国号就是朝代名称,如秦、汉、唐、宋、元、明、清,之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均为国号,而国名只有一个“中国”或“中华”。

  36.陈动:《论国名与国号》,《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7.《西盟会议始末记》,转引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349页。

  38.周平:《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

  39.关于理解民族范畴在宪法中的含义,笔者曾建立“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自治权民族”的法学概念分析框架。参见李占荣、唐勇:《宪法的民族观及其中国意义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182页。

  40.[英]海伍德著、张立鹏译:《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41.[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42.例如,1982年2月19日江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江西省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若干规定》,在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中使用了“中华民族植树爱林的传统美德”的表述。

  43.例如,《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2015年制定)使用“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大家庭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的表述(第九条),《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2016年修订)增加了“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的表述(第四条),《湖南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2017年修订)增加了“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第四条),《青海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2019年制定)使用了“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的表述(第三条),《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2019年制定)使用“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的表述,等等。在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中,无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都是将“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团结而成的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和大家庭就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体和大家庭。

  4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45.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46.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和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其序言中均有“全国人民”“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各族人民”等概念,它们含义相同,并在其他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中被“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指代。

  47.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48.参见李占荣:《论“中华民族”入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宪法的民族观——兼论“中华民族”入宪》,《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49.徐平:《“中华民族”入宪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民族报》2018年4月27日。

  50.参见王翔、李慧勇:《“中华民族”入宪: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文本轨迹和演化逻辑》,《河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51.参见江国华、肖妮娜:《“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河北法学》2019年第3期。

  52.[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53.[法]西耶斯著、冯棠译:《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7页。中译本将nation译作国民。

  54.[德] 施米特著、刘锋译:《宪法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页。

  55.[英]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56.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0页。

  57.[美]庞德著、陈林林译:《法律与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58.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

  59.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页。

  60.季卫东:《论法律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61.习近平:《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页。

  62.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

  6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64.参见 Denny,E.K.and B.F.Walter,“Ethnicit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1,No.2,2014。

  65.[英]约瑟夫·拉兹著、朱峰译:《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66.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6页。

  67.张凤阳:《西方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与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68.参见李林:《法治中国建设遵循“两步走”发展战略》,《北京日报》201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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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占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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