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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接续创新
2020年06月11日 08:13 来源:《东岳论丛》2019年第9期 作者:林建华 字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19世纪;它诞生在欧洲,却传遍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也需要解决“服水土”的问题,才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标志,它继往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相辅相成,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壮举,它积淀的经验弥足珍贵且历久弥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指向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19世纪;它诞生在欧洲,却传遍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也需要解决“服水土”的问题,才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标志,它继往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相辅相成,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壮举,它积淀的经验弥足珍贵且历久弥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指向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林建华(1966- ),男,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兼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标题注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高潮低潮的判定标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2019年就是这样的特殊年份。2019年10月1日就是这样特殊的日子。它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它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70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积淀的最宝贵经验之一,就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从那时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标志,它继往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相辅相成,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壮举,它积淀的经验弥足珍贵且历久弥新。

  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扎下深根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一种历史,但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1844年1月,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③这是因为,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人们能够从历史的反思中引申出对现在的分析,能够在现在的基点上把握住未来的方向。

  2019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曾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并表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对中国人民而言意义非凡。中国一直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它和中国的这种渊源关系在我们心中是很重很重的分量。2017年党的十九大部分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④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使“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的实际的?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19世纪;它诞生在欧洲,却传遍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为人类求解放。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它坚持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解放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它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地认识世界,而且致力于能动地改变世界。但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正逐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和中国人对这一迅即震荡欧洲大陆、蓬勃扩及全球范围的科学理论和强劲力量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更难言正确理解这一理论和运动的真谛。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才从欧美、日本、俄国等多种渠道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中国,俄国则是其最主要的渠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⑤“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⑥因此,“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⑦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逐步进入以中国共产党为重心和中心的时代。

  俄国是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但是,列宁从未使用过“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列宁主义”是在列宁病重、病危和病故后才提出并流传开来的。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翻译时,按照中文表述习惯,被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时被简称为“马列主义”。

  中国选择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由当时重大的历史机遇和现实际遇所造成的。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也是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存在诸多矛盾且相互交织,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正是在中国人民苦苦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从而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自觉、广泛、系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程。

  其一,中国接受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实践昭示。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下思想:(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2)实现由资本主义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主要力量,是与资产阶级共生和对立的无产阶级;(3)实现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4)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根本保证;(5)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实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国际条件等。这些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原理,并集中体现在列宁所撰写的《我们的纲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著作中。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由“同时发生和胜利”转变为“一国或少数几国首先发生和胜利”;(2)由暴力革命与和平发展两种可能性转变为更加注重和强调暴力革命的作用;(3)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发动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革命道路,即十月革命的道路,并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为现实的制度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俄国十月革命起到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⑨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开始聚焦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原则等内容,关注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一成功的范例,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诉求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需求。

  其二,中国接受俄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源于中国与俄国历史和现实的近似性甚至相同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⑩“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列宁在一九二○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12)在近代中俄两国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出路的艰难过程中,毛泽东和列宁的体悟是完全相同的:未来新的理想社会的实现,既来自社会先进力量的追求,更源于科学理论的指导和革命实践的推动。

  其三,中国接受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形势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影响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既在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也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从而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在民族殖民地国家中,“不仅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地缘政治原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它成了国家间尖锐矛盾的焦点,而且还由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革命”,中国开始“处在苏联领导人注意的中心”(13)。

  从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所采取的内外政策来看,它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沙皇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目光从来没有落在俄国身上。但是,十月革命引起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苏维埃政府把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废除了遗产制和土地占有制,工厂企业由工人民主管理,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另一方面,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在华一切特权。这同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践踏、剥削中国,尤其是巴黎和会上的强权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赞赏,他们认定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合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于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不仅在思想层面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张扬,而且逐步进入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领域。

  总之,诸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内在地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择取从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苏俄则成为中国接受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中介和桥梁。其中,中国与俄国相同或相似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传入中国的基础;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的实际政策,使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最直接的政治组织基础。

  但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还有一个“服水土”的问题,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亦即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正如同中国共产党找到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样。“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14)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马克思还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内蕴着三个重要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中国化的特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能否与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互动并转化出新的成果?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7)。因此,这种“化”是曲折的、动态的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俯拾即是。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少数人的认识到多数人的认识再到全党的共识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的必要性,提出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从党的一大至党的四大,分别明确了党的最终的奋斗目标、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等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初步成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即使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是,总体来说,李大钊等人的上述论断在当时还只是少数人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领导层面的应有重视。这是因为,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再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革命走了很大的弯路。特别是1931年开始的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

  就中共中央而言,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性,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而就全党来说,则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在经过了斗争失败、革命力量损失惨重之后,中共中央才逐渐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时期,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表明什么时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什么时候就取得胜利;反之,就遭到失败。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决纠正“左”倾错误,注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并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高度认同,从而逐渐形成了合乎中国实际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又排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的干扰。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直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这是党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对后来党的理论发展和事业推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看作党的思想建设原理和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原理。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运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0)而“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21)

  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感性升华到理性,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关系认识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与此同时,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成熟的科学体系。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使全党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基本方向,清晰地认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及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2)。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为什么革命、中国革命怎样取得胜利”等重大时代课题。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回应,同时它也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理论成果,同时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23)这是历史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结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永不停顿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其基本形式与方向是一致的,但具体路径和走法则是有别的,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脚步没有半刻停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更加艰巨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都没有社会主义的亲身实践和感性经历,因此,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设想和科学预测,并大致可归纳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个公式主要是从“特征”的角度、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为蓝本和参照对未来社会作出描述的,而且是以“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即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的。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得出的确切结论;离开这些事实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4)

  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实际出发,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条件和特殊规律,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列宁新思考的归宿。列宁曾把建设社会主义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查、人迹罕至的高山,比作通过最狭窄、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要求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实事求是,对自己的每一步骤都要进行千百次的实践检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的精神实质在于:(1)只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东方落后国家必须走曲折迂回的道路;(2)这种曲折迂回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构想,大体上是按照“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顺序展开的,其中文化建设构想的中心点是文化革命,经济建设构想的中心点是发展商品生产,政治建设构想的中心点是民主政治,而贯彻这三个层面辩证统一的主线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还先后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公式:一个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5);一个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6)。遗憾的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不久,苏联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非西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贵探索在很多方面都中断了,并在当时特殊的国内外条件下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模式毕竟是在特殊的国内外条件下形成的,带有备战和战时体制的特点,而且更多的是从理论原则和革命理想出发的,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苏联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和转入正常的和平建设,苏联模式的弊端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现实中,这种体制不但在苏联继续持续着,而且还被照搬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是否遵循这一模式,被当作衡量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严重扭曲,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严重脱离实际。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减缓并逐渐陷于停顿,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政治动乱。面对这种情况,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自己,开始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致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有所下降,导致许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终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艰辛探索,但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能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

  新中国成立之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直接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1954年6月,毛泽东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7)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8)新中国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坐标上起步的,更是在战火纷飞和国际上全面封锁的环境中起跑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更加落后的东方大国,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我党面临的一项崭新课题。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29)所谓“第二次结合”,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结合”而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第一次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这种“结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的实践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前,还要进行新的“结合”,还要在结合上下新的功夫。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在那时已经有所认识。“第二次结合”的重点,就是要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要以苏为鉴,而不是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曾总结道,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30)。这一论述可以概括为“写字论”,它实际上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理。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结合”的探索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没有取得根本的成功。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改革开放以来,依然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1)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2)邓小平还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33)“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各国共产党应当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34)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他还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35)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36);“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37)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革,各个国家只能“走自己的路”。经历了一个深思熟虑的长过程之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8)“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9)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凸显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包含着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其一,它强调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二,它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价值目标即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契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运动中,模式问题曾是长期困扰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和互相交往的突出问题。正是由于认识上的僵化和照抄照搬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模式,酿成了一幕幕曲折的悲喜剧。承认世界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传统观念的根本性变化。用全球的眼光看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运动,要义在于,社会主义的运动有模式,但没有固定的模式;模式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更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则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样一种“鞋子论”的提法,用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政治悟性、政治定力和政治自信。毛泽东的“写字论”、习近平的“鞋子论”,同音不同字,但同工同曲。

  毛泽东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命题,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习近平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是没有穷期、没有止境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提出过三个重要论断。

  其一,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相结合的维度。2013年1月5日,在十八届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划分为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并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明确指出:“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其二,从中国社会主义的根由和流变这个维度,整整五年后的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其三,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理论和运动这个维度。还是在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刻的历史观以及辩证的发展观。早在1980年,邓小平也曾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0)“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这一命题直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入认识其重大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时,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因此,我们要透视并聚焦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精心耙梳并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廓清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并明晰“四个自信”其来有自,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并推动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并最终指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使人民共和国的红色更加鲜艳夺目。

  辩证地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有过成功的做法和宝贵的经验,也有过失误、失败的挫折和沉痛的教训。成功的地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的第二次结合。失误、错误的地方,就是犯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谓教条主义,就是削足适履或杀头便冠,简单地说,就是化掉本国的特色。所谓经验主义,就是削履适足,化掉马克思主义。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光脚走路,肯定是走不远的。选履适足、对号穿鞋是便捷的,但在现实中不会如此简单。正确的做法,就是按足制履、制履适足。穿合适的“履”,走正确的路,在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捷足先登,进复兴之境,圆中国之梦。

  知所从来,明其所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逻辑链条上最新、最重要、最坚固的一环。同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第二次结合”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为此而进行的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则意味着前所未有,“多”则意味着繁重艰巨,“斗争”则意味着尖锐严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敏锐捕捉和准确把握“新的历史特点”,才能更加自觉坚定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在推进“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接续创新的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基本线索,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重要问题是研究客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立论基础,中共中央文献和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则是主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且接续创新。其中,问题意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对问题的科学回答则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没有直接提出中国问题,因而也没有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41)邓小平也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2)

  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提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方法。习近平强调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历史正是这样展开的。列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出了中国式的概括,即“实事求是”四个字。我们面临的“实事”不断变化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驰而不息地“求”,对“是”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加深。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必定坚持不断从新的“实事”中求出新的“是”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样,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4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就是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为什么革命、中国革命怎样取得胜利”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每一个问题的提出与回应,都是一个伟大创造,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创新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亦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精彩演绎了建党、夺权、建设三部曲。

  建党就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迄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8年多的时间,拥有了9000多万党员。建党与党建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执政党进行社会革命不容易,进行自我革命更不容易,而不进行自我革命就必然被历史所淘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党建向世人展示了“大的样子”。

  夺权就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夺取政权与政权建设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长期的艰苦奋斗、几千万烈士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是党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经过不懈奋斗逐步奠定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夺取全国胜利、取得执政地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长期执政的实践中,我们党肩负的使命更加繁重,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面临的考验和危险更加严峻,人民群众的期待更加强烈。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加强政权建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新时代,政权建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三者的有机统一。

  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旨在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之后,继续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为人类谋大同,是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金钥匙。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就此而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探索并致力于解决三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关系,即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遥远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不断深化认知和创新超越这些矛盾关系的前提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接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正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正是在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正是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邃思考、深刻总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没有止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44)铭记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行。创新发展,才能再创辉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19年5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郑重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候宣示下一个70年,我们将高举革命的旗帜,继往开来,重整行装再出发”。习近平把主题教育同宣示“下一个70年”联系起来,指出:“未来70年,关键是未来30年。这正好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道道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这一宣示,充分体现了他“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时间战略思维和“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空间战略思维,也体现了他“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战略定力与坚毅耐力。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④《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⑤⑥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第1470页,第146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⑩(11)(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第1514页,第1469页。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659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2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33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9-420页。

  (25)《列宁文稿》(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4页。

  (26)《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27)《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页。

  (29)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30)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0页。

  (31)(32)(35)(36)(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第63页,第292页,第265页,第241页。

  (33)(3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第253页。

  (38)(3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第373页。

  (4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4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4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43)《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4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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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建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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