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网络文选
价值形式: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定位
2021年02月25日 21: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吴猛 字号
2021年02月25日 21: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吴猛

内容摘要:尽管当代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问题的理解有不少差异,却普遍将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对现实进行诊断的经典例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把握当代现实运动和回应当代根本问题,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当代形态。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要旨是通过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把握现实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当代化,因此要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工作原则,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考察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把握现实的方式。尽管当代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问题的理解有不少差异,却普遍将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对现实进行诊断的经典例证。

  一、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商品拜物教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

  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中,西方左翼思想家们的工作又常常涉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后者一方面被视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被以各种方式改造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前提。

  问题是,这种对待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方式,表面上看体现了对这一思想的足够重视,却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似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可被抽象化为现实批判的一般起点,而从这一起点出发便可获得某种和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思路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路。就此而言,这些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又很难被视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工作。

  我们对产生这一问题的理论根源进行探究,会发现尽管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思考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将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理解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某种基本事实。具体说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商品拜物教”要么被理解为一种“观念事实”,要么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事实”。

  而对于从“社会事实”角度理解商品拜物教的进路来说,由于它将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表现”本身视为一种“现实关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消灭这种将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表现”?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有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通过直接呈现人与人的本真关系的方式消灭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表现”。由于商品拜物教所确认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别的关系,而是劳动者的关系,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能使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呈现”而不必借助物与物的关系。如果考察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在此路向上给出的方案的话,会发现这里充斥着和马克思所说的“现实主义观点”背道而驰的观点。

  第二条路径是,通过揭示商品拜物教本身的运作机制而消灭这种表现关系。就这一点来说,齐泽克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齐泽克那里,商品拜物教的内在机制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结构性网络,表现为某种特殊要素的结果。

  这样,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论工作的总体特点就体现为:从商品拜物教批判出发,最终却获得了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路线的成果。但这一结论并不表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隐含着一种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从而不能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更不能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无法被当代化。这是因为,上述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工作都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这一预设下开展的,而这种预设就意味着: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提似乎就应当是对“物与物的关系”之取代或掩盖“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现实”的批判,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基本目标就被理解为消灭那种“非本真”的物与物的关系,或重现某种“本真”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从思想资源的角度来说,似乎商品拜物教问题是一个可以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中直接“抽取”出来的问题。

  因此,要恰当理解商品拜物教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关系,就不能无批判地接受上述预设,而应从马克思进行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原初语境出发,理解这一批判的内在思路,以此为基础分析马克思把握现实运动的方式。

  二、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原初语境

  从文本角度看,《资本论》中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其实只是在该著德文第二版以后才被放在“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一节后面作为第四节,而在第一版中,这一部分内容位于第一章第一节的最后一部分。大致说来,《资本论》第二版及以后各版的第一章可看做第一版第一章第一节的“扩展版”,但在“价值形式”这一部分的处理上,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与第一版有着显著不同,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将原先在第一版中放在全书末尾作为第一章第一节附录的“价值形式”作为主体内容取代了第一版第一章第一节正文中关于价值形式的内容。从形式上说,这一修改的后果是,关于价值形式问题的分析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一版中的价值形式分析的终点是“第四种价值形式”,这种形式是“第三种价值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的“普遍化”;而在第二版及以后各版的价值形式分析中,第四种形式则是“货币形式”。这种表面上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但对于后人理解商品拜物教批判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无论在《资本论》的第一版,还是第二版及以后各版,关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那部分内容都与价值形式分析的部分直接相连,并且有着相同的开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对商品的分析”是指什么呢?如果按照第二版及以后各版,这一“分析”显然是指从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全部分析,其终点自然是价值形式分析最后所提到的“货币形式”。

  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关于第四种价值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的普遍化的描述是:“一般等价形式始终只适用于一种商品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但是它适用于任何一种商品而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马克思在这里所呈现的,是一个在其中每种商品都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世界的图景。这显然是一幅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相吻合的图景,因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中介,或一般等价物的固定化,而不是每一件商品都能直接成为一般等价物。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在这里作为分析对象的商品世界的非现实性。

  在这里,马克思将价值形式视为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者。由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是商品的可交换性本身与这种可交换性的现实表现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价值形式并不是“价值实体”的“表现形式”,而是使“价值”具有现实性的前提。价值之具有现实性,其实就是一件商品能够实际地与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于是问题就清楚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形式”的含义,就是使一件商品能够实际地与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的形式前提或充分条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正是没有价值形式的视野,因此只能停留在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这种抽象层面,而无法达到具体的历史性层面。

  因此,如果说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起点是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即每一种商品都可以成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世界的话,那么这一起点的“非现实性”非但不表明它是无意义的,而且恰好相反,事实上指明了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分析方向:这种“非现实性”表明,价值形式分析是以揭示具体的现实运动为方向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的结果是获得某种“经验事实”。在紧接下来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马克思所要做的就是对作为第四种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的商品世界进行进一步的、以揭示现实运动前提为目标的形式分析。

  由此可见,将商品拜物教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事实,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问题的原初语境,更忽视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深层问题意识,从而无法理解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把握现实运动的基本方式。

  三、形式分析: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现实运动的基本方式

  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马克思探讨了价值形式分析结果的现实运动前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理论结构。而引领我们进入这一结构的线索,自然就是价值形式分析的第四个环节。这样,“所有商品间的自由交换”就是这种商品世界的“形式规定”或抽象的一般规定。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实就是从这种形式规定出发对其历史性前提进行的分析。马克思从三个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而这三个角度的考察呈现了拜物教批判的具有内在关联的三种面相。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所直接呈现的第一种面相可称为“生产者拜物教”批判。

  对于马克思来说,价值形式分析中的第四种价值形式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兼具交换者身份的“生产者”视野。马克思说:“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二种面相是对于“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批判。

  “政治经济学拜物教”与“生产者拜物教”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具有鲜明的“科学”性质,这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试图探讨各种经济现象的产生“根源”。关于商品的价值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也试图以“科学的”方式加以解释:商品间之所以能建立价值关系,是由于价值的内容或实体是劳动。按照这种解释,每一种商品都和一定的劳动相对应——不是和劳动的具体过程相对应,而是和劳动所需要的时间也即“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应。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劳动”与“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劳动”作为一种时间上在先的过程而成为价值的“源泉”;而当“劳动”被进一步从“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加以理解从而成为价值的“真实内容”时,劳动又成为与交换领域中的价值对象性在空间上并列的生产性要素。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价值的来源是什么”,却无法回答“劳动为何表现为价值”。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商品世界的形式规定无法得到合理说明。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问题在于,只是对“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而言具有有效性的形式,即商品等价交换关系,被当作“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用经济学范畴固定了下来,而这种对于“自然形式”的直接确认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理解为一种自然事实,从而无法提出“劳动为何表现为价值”这样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价值对象性理解为一种现成的实体性对象,并按照因果律探寻这种对象的来历,这就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出现。

  这就形成了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三个面相:以历史性的普遍交换为核心的商品拜物教批判。

  这里,其实是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而非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对于商品之谜的分析。对于马克思来说,要追问的恰好不是“价值对象性的根源或真实内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这就意味着,要追问这种“表现”的形式前提,即这种表现之成为这种表现的“方式”:只有这种形式前提的呈现,才能真正消除商品间社会关系的独立性外观。马克思以“交换”作为分析的起点。

  具体说来,如果从商品间社会关系的独立性外观出发,那么可以看到,交换在商品世界中所建立的这种社会关系如果不具有普遍性,就无法产生对于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必然遮蔽,因而商品间社会关系也就无法具有独立性,而由于这种物的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价值关系,因此价值关系的普遍化乃是人与人的关系被遮蔽的前提。

  这样,生产者拜物教和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建构机制就在以历史性的普遍交换为核心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得到了说明。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对于现实运动的把握,不是通过对作为“现实”的商品拜物教进行直接“批判”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在形式分析中展现特定历史性维度而实现的。

  四、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出发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工作原则

  如果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实质上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的批判,而是对于价值形式分析的成果,那么这一分析从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两个方面为我们澄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工作原则。

  第一个方面即方法论,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清晰而完整地展现了他把握现实运动的特殊方式即形式分析,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性现实运动内部把握这种现实运动的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工作中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原则,应摒弃抽象的理论态度,叩问当代现实运动本身,从中探寻把握现实运动的方法。

  价值形式分析就其本身而言,当然首先是马克思分析价值形式问题的方法,但在狭义的价值形式分析结束之后,马克思的形式分析并未随之结束,而是继续以此方式不断向前推进,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明确体现出来。

  如果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直接目标不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进行分析,而是对价值形式分析所涉及的第四种价值形式即“一般价值形式的普遍化”的分析成果进行进一步的形式分析的话,那么正是通过这一分析,无法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把握、却始终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观念前提条件的历史性维度被揭示出来。

  作为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充分展现,这一方式本身恰好消除了它被教条化对待的合法性。如果说有可能以马克思的方式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那么这一工作就不能直接以被抽象理解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为基础,不能以抽象的“劳动”或“物”或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并停留在某种应然性层面理解当代社会生活。而应在深入考察马克思追问那些被特定时代直接“给定”并与当下的“客观的思维形式”有关的抽象观念所必然关联的形式前提或这些抽象观念得以如此“显现”的“意义”,也即“现实运动”本身的方式特别是在不断的形式分析中呈现历史性“社会”形式的特殊方式的基础上,像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所体现的那样,从历史性现实运动本身出发不断追问和呈现当代现实运动所内在蕴含的独特客观性,并基于这种独特的客观性本身探讨和铸炼把握当代现实运动的独特方法,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回应现时代提出的根本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理论视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展现了深入分析作为商品流通领域本身的表现机制的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必要性,并开启了从生产方式层面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自否性的可能。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工作应展现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性理论视野,也就是说,这一工作不应被局部性经验现实所限制,而应深入具有根本性的理论层面考察当代现实运动。

  商品拜物教批判通过其在形式分析中的独特地位,内在地为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展到生产领域设置了路标。马克思的形式分析操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前一环节的形式分析所获得的特定形式规定的前提会作为“理论对象”成为下一环节形式分析的分析对象,被进一步分析其特定给出方式。这一操作方式的合理性在商品拜物教批判展现出作为“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维度之后得以展现。这样,尽管就商品拜物教本身的论域来说,似乎所涉及的仅是商品流通领域,但要对在商品流通领域进行分析中所出现的理论对象的表现机制也即特定社会效力的作用机制进行充分说明,则必须超出流通领域,在包括生产领域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视野中来探讨这种表现机制的表现机制。

  因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工作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商品拜物教是否是一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受到“批判”的经验事实,而在于像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与对于现实运动层面的客观性的探寻中建立起内在关联那样,不忽视对于现时代经验事实的观察,又不受制于经验事实本身的逻辑,而是着眼于对于历史性现实运动本身的理解,将经验事实理论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性视野下的理论对象,探讨其特定给出方式,以此实现对于现时代根本问题的理论把握。

  上述分析表明,将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视为资本主义时代基本事实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们之所以会在实际上距离历史唯物主义越来越远,其根源正在于,在西方左翼思潮中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意蕴被普遍忽视,同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视野也处于模糊状态。借助于对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现实运动的方式的重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理论建构工作中需要高度理论自觉,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另一方面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性理论视野,这正是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重要工作原则。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作者简介

姓名:吴猛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外国非洲色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