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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教育学语境中“美育”概念的生成
2021年03月01日 11: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吴泽泉 字号
2021年03月01日 11: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吴泽泉

内容摘要:在教育学成为显学、现代“教育”概念确立,教育与审美、艺术的关系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美育”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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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作为行为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概念确立、教育思想形成,却是19、20世纪之交西方教育学输入以后的事情。分析古文献中的“教育”,可以发现以下两种基本意思。第一,父母或长辈对孩子的教诲以及抚育。《宋史》卷三百记王鼎:“事继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养俭约。”第二,国家对于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教化、培育。宋代胡瑗《周易口义》卷六:“圣人设为学校,教育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总体来看,古文中的“教育”一般针对士人、知识阶层而言;“教育”的内容,则主要是儒家经典、纲常伦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挽救国家危亡的迫切需要,教育兴国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新式学校教育的开展成为如火如荼的运动。与此相对应,教育学也成为近代中国的一门显学。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教育学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学问。20世纪初教育学的一大特点,是其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等现代学术具有密切交叉关系。20世纪初教育学论著中最常见的论述,是从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的基本知识出发,阐述教育的宗旨、目标。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1903)提出,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于身体、精神两方面为“完全之人物”,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从现代心理学及生理学知识出发,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是近代教育学论著中的核心观点。

  近代教育学的另外一个核心观点,是主张教育面向全体国民,成为“造就多数之国民”的手段。罗振玉《教育私议》(1901)指出,环球各国无不谋教育之普被,“国民必受普通之教育,俾具国民之资格。中国欲兴教育,首宜注意于此”。罗振玉认为,从教育普及的角度看,小学校为教育机关中最重要者,“必令各府、县每处立小学堂数所,逐渐推衍至数十百所,务使村野细人、里巷贩负无不读书识字,悉具国民之知识乃可”。进入民国以后,国民教育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高凤谦《敬告教育部》(1912)说:“国民程度何以进?兴教育,斯国民程度进矣……教育为国家之根本,而国民教育又根本之根本,不待言也。”

  与古人笔下的“教育”相比,近代教育学中的“教育”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教育”被认为是以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知识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的工程,而不再是泛泛的教诲,或儒家经典的诵读与学习。“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少数的知识阶层,而是全体国民。使全体国民都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觉悟,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身心的健康圆满,被认为是教育的首要目标。

  20世纪初的教育学译著、论著,包括政府颁布的教育法规中,有大量关于审美、艺术在教育中地位、作用的论述,这些论述为“美育”概念的提出以及流行奠定了社会基础。

  立花铣三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第2编第2章“智育”提出,想象是人类智识活动的重要方面,为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健康发展,应当注意环境美化,“丑于眼者,不但害眼,且害想像而延及道德上”;此外,还应注意声音的作用,“使闻可生审美之感情者,如乐器之音,又如唱歌,皆能生美感者,而为养成审美的并道德的之方便”。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教科书》本论第2章“教育之方案”中,图画、唱歌被列为中小学教育方案中两门重要教科,该书认为:“就精神作用中感情及意志言之,其为国语之助而使眼与手发达,兼使感美者,习字及图画是也。又练习耳与发声器,兼养其美感者,别有唱歌科。”禄尔克著、王国维译《教育心理学》(1910)第20篇“方法论”提出,自然、美术、文学三者为“养成生徒之美感之要道”。

  中国学者的教育学著述中,美术(绘画)、音乐、文学作为中小学教育科目也经常被提及。蔡元培《学堂教科论》(1901)主张以图画、自在画、正书、小篆、伦理诗歌、景物诗歌、伦理小说、政治小说等作为普通教育之一大类课程,使其与其他类课程共同发挥作用。罗振玉《学制私议》(1902)建议6—12岁为义务教育年限,其中10—12岁为高等小学阶段,高等小学教科共10门:“曰修身,曰读书,曰算术,曰作文,曰图画,曰地理,曰历史,曰习字,曰体操,曰理科。”

  教育界关于教育与图画、音乐、文学的观点,很快就体现在学校学制中。1912年,蔡元培主持的民国教育部先后出台了《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规定高等小学之教育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与清末《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相比,“唱歌”直接取代了“古诗歌”,“国文”取代了“中国文学”,“图画”则未变。《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校之教育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其中“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图画要旨,在使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兼练习意匠,涵养美感”,“乐歌要旨,在使谙习唱歌及音乐大要,以涵养德性及美感”。

  20世纪初教育学论著、教育法规中关于审美与艺术的内容,至少从两方面促进了“美育”概念的发展:第一,为“美育”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准备了舆论环境;第二,为“美育”概念提供了部分学术理论资源。

  在教育学成为显学、现代“教育”概念确立,教育与审美、艺术的关系受到普遍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美育”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学术界一般公认,王国维是较早将“美育”概念引入汉语世界的人。1902年,王国维翻译的牧濑五一郎《教育学教科书》本论第2章“教育之方案”中,出现了“美育”概念:“又文科、理科之教育,谓之知育。图画、唱歌等,谓之美育。”王国维自己的著作中,最早提出“美育”概念的是《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提出人类精神分为知力、感情、意志三部分,与这三部分相对应,“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王国维认为,美育一方面可以“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

  与王国维情况相似的还有蔡元培。民国初年,蔡元培对于“美育”的宣传使“美育”概念真正广为人知。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中,蔡元培提出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概念,主张以世界观教育与美育补另外三种教育之不足。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中他主张科学教育与美术教育并重。在这些文章中,蔡元培论述的出发点是教育的一般宗旨、方法以及中国教育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论述这些宗旨、方法、问题的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美育”。

  与泛泛地主张将音乐、美术、文学列为学校教科,以艺术、文学教育国民的观点相比,“美育”概念的鲜明特色,是突出审美、艺术在国民教育中的独立价值。从教育学的一般性的观点、主张到“美育”是一个飞跃,但是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具有明显的连续性。20世纪初教育学的两个核心基本观点——教育应面向全体国民以及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美育”概念中均有体现。无论是王国维还是蔡元培,都将美育作为普通教育、国民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都从心理学观点出发论证美育有助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可以说,20世纪初“教育”概念奠定了“美育”概念的基本意涵,教育学构成了美育主张的基础、前提。

  20世纪上半叶,有一些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美育”或“美感教育”“审美教育”的概念或主张,而只是围绕“趣味教育”“情感教育”“文学教育”等发表了一些看法,但他们所阐发的见解却与“美育”相接近。

  1922年4月,在为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所做的名为“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梁启超提出了“趣味教育”的主张。梁启超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趣味,而所谓趣味,其实质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教育的目标是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这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如果反过来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艺术、审美应参与教育事业,帮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培养趣味。

  与“趣味教育”的主张差不多同时,梁启超还提出过“情感教育”。在为清华大学文学社所做的系列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年春)中,梁启超提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可以说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但情感并不都是善的、美的,所以自古以来的宗教家、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而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是艺术。在“为学与做人”(1922年12月)的演讲中,梁启超又将“情感教育”简称为“情育”,他认为情育的目标是让人“不会忧得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从这段描述看,梁启超的“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在内涵上是相通的,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生态度。

  与梁启超一样,从教育出发强调审美与艺术的重要性但又很少直接谈论“美育”的还有朱光潜。在写于抗战期间的《谈文学》中,朱光潜将审美与教育的问题落实到文学上来。《谈文学》第五谈“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我认为文学教育第一件要事是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这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是多多玩味第一流文艺杰作。”朱光潜认为,一个对于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

  不论是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情感教育”,还是朱光潜的“文学教育”,最终指向的目标都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以超脱的、欣赏的态度做人做事,使整个人生都成为艺术的、审美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艺术发挥关键的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趣味教育”“情感教育”“文学教育”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倡导的“美育”之间,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在宽泛的意义上,它们都从属于近现代中国的美育思潮。所不同的是,与“美育”相比,这几个概念与近现代教育学的关联更直接、更明显。尤其是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概念,直接就来源于近现代教育学中的重要概念、命题。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美育”概念,同样具有深厚的近现代教育学的渊源、背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原题《从“教育”到“美育”——20世纪初“美育”概念的一条重要演进路径》,《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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