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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2020年06月01日 10:29 来源:《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作者:何毓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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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双向的。殷墟文化在对周边区域青铜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吸纳和融合了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本文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简要梳理了殷墟文化中来自于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认为各区域对殷墟影响的时间、强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殷墟对待外来文化因素更主要的是进行融合与改造,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正是与周边文化不断地交流与互鉴,殷墟青铜文化走向了顶峰。

  关键词:殷墟; 外来文化; 融合; 互鉴;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吸纳与融合:殷墟外来文化研究”(批准号:12BKG008);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五批研究课题“三代都城手工业布局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2000年底,笔者发掘了殷墟花园庄东地M54,注意到除随葬大量的青铜礼器外,有些青铜工具如虎首刀、马首刀、鹿首刀、铃首锥状器等明显具有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特征。曾有许多学者就殷墟出土具有不同风格、特别是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器[1]进行过专题研究。

  2003年—2004年,笔者参与了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注意到遗址中出土一些风格迥异的陶器。有学者讨论过殷墟的硬陶、原始瓷产地问题[2],但作为普通生活用器的陶器,学者们大多关注其器类、形制、功能、制法等,少有学者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分析殷墟陶器的属性。上述发掘经历让我深受启发。2007年,笔者与王学荣合作,初步从陶器的角度提出殷墟“外来文化因素”[3];2009年,结合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笔者进一步分析遗址中具有不同于殷墟文化风格的陶器[4];2012年,笔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吸纳与融合:殷墟外来文化研究》,就此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现就近几年的研究心得简要讨论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 可行性与必要性

  李伯谦先生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他认为:“考古学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强势族团往往借助自己强大的实力在此过程中推行自己的文化,弱势族团除为了自身的需要接受外来文化,一般总要尽力抗拒外来势力包括外来文化的侵入,用各种方法维系自己的传统。它们之间没有真空地带,作为反映它们各种活动遗迹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真空地带。研究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从强势文化一方,也要从弱势文化一方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5]

  殷墟作为晚商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考古学文化对周邻地区形成很强的辐射作用,对周邻地区甚至边远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徐良高所提的“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6],正是以殷墟为代表的“强势族团”有意或无意对周边地区“弱势族团”推行自己文化的结果,当然也有可能“弱势族团”会主动采纳与吸收。但同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双向性和潜在性。即使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压制力,弱势文化仍会对强势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周邻文化中凸显的某一种“先进”文化因素也会被强势文化迅速采纳与吸收。周邻地区所具有的稀缺资源也会成为强势文化争夺的主要目标。同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采取的强行人口迁徙、流动,也会造成弱势群体文化的传播。

  不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关键应是文化因素的分类与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均建立在对一种或多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之上,只有认识了其自身考古学文化的特性,才有可能进行比较研究。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邑,经历了传承、发展、鼎盛与消亡,持续了250余年。同一时期内,10余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在方圆约3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留下了难以尽数的遗迹、遗物,形成了独特的殷墟考古学文化。90多年的发掘与研究,让我们对殷墟的认识由模糊到清晰,由粗犷到精细,由肤浅到深入,年代学框架不断完善,都邑的动态布局逐渐清晰,而对殷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深度解析,甲骨文、金文资料的不断丰富与释读以及科技考古学的应用等逐渐加深我们对殷墟文化的认识。

  1949年以来,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丰富成果逐渐勾勒出殷墟周边及外围文化的面貌,以殷墟年代学为框架的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并且方国地理研究成果也极大丰富了对晚商王朝统治模式的探讨,科技考古的应用以及更多学者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为厘清“外来文化”提供更多视角。殷墟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特征明朗化,为进行殷墟文化因素分析、辨别“殷墟外来文化因素”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长期的积淀,所进行对比分析也会是肤浅的、表象的,甚至是谬误的。

  对殷墟文化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是研究殷墟文化形成、兴盛与衰亡的重要线索,通过与其他文化的对比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殷墟文化。以往学者讨论更多的是殷墟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例如礼制文化圈的形成,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礼制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等,但周边文化对殷墟文化的影响同样非常强烈,外来文化是殷墟文化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动力,中原王朝“文化核心地位”的形成需要深化殷墟文化输出与外来文化输入的对比研究。

  二 外来文化因素的区域性

  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时,学者们大多以遗迹、遗物作为分析、比较的核心要素,特别是以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硬陶等为代表的遗物更是分析的重点内容。除了遗物外,殷墟时期技术的传承,如青铜铸造、黄金工艺等也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及人群的流动,也应是重点的分析要素。

  殷墟文化相较于早商、中商阶段,除东方外,收缩趋势明显。东到泰沂山脉以北,东南方的皖北、皖中东部仍有商文化,河南境内基本为商文化所覆盖;西部地区,殷墟文化逐渐退出关中地区,从洛阳、济源到晋东南、晋中地区,仍是殷墟文化分布区域;殷墟文化的北线在拒马河流域。根据各地殷墟文化不同特征,可把其分为殷墟类型、苏埠屯类型、安邱类型、前掌大类型、天湖类型、老牛坡类型等。殷墟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是殷墟,南到黄河沿线,北到邢台地区,东到濮阳,西边以太行山东麓为界[7]。这个区域也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商王朝晚期的王畿之地[8]。本文讨论的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确切地说,是讨论王畿以外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包括殷墟王畿以外的殷墟文化)对王畿之内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殷墟文化周边分布着多种青铜文化,东部有由岳石文化延续而来的珍珠门文化,南部、东南部的江汉平原、湘江流域、赣江流域考古学文化,以硬陶、釉陶、原始瓷为代表的地方考古学文化特征十分浓厚。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分布着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其辐射区域甚广,向东达川东、鄂西,向北达汉中地区,与殷墟文化毗邻。西部的关中地区,与殷墟文化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先周文化、刘家与碾子坡类遗存等。西北是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有以白燕和杏花村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也与殷墟文化互动频繁。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区,以围坊三期考古学文化为代表。

  按地理方位不同,大体可以把殷墟文化外围分为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东四个区域。下面就殷墟文化中可能来自于上述四个区域的“文化因素”进行讨论。

  (一)北(西北)方

  北方区域范围广大,大体沿长城内外,东到辽东、西到晋陕高原,分布着众多考古学文化。殷墟出土的一批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青铜工具、兵器最先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看来,殷墟文化中来自于北(西北)方的文化因素远不止铜器。

  1. 铜器

  具有北(西北)方文化特征的铜工具、兵器甚多,兹举例如下。

  环首刀:此类铜刀殷墟出土较多,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环首相同,刃部多变。大体自二里头文化、最晚二里岗文化时期就被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所接受。殷墟出土的环首刀很大可能是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殷墟本地制作的。花东M54∶301,椭圆形环首,柄两侧饰锯齿纹。残长28.3厘米[9]。(图一:1)

  三凸环首刀:环首外有三凸钮。小屯宫殿区、大司空M539[10](图一:3)、郭家庄东南M5[11](图一:4)均有出土,数量不多,多见于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小屯M164∶R1862,通长27.4厘米[12]。(图一:2)

  兽首刀:花东M54(图一:10)、妇好墓[13](图一:5)、殷墟西区M1713[14](图一:6)、小屯M20[15](图一:7、8、9)等墓出土有马首、牛首、羊首、鹿首、虎形柄(图一:11)等铜刀,十分精美。花东M54∶373,鹿首,吻部突出,双角竖立而后折。柄部饰斜竖棱纹带。通长27.5厘米[16]。(图一:12)北方地区同类器多为马首,少见牛、羊首铜刀。殷墟的牛、羊甚至是鹿的造型,极可能是模仿马首刀制作的。

  蕈首刀:小屯M238曾有出土(M238∶R1598),柄首呈鸡心形,下端有枣核形小孔。通长22.8厘米[17]。(图一:13)柳林高红曾有类似铜刀。

  铃首刀:铃首是北方青铜器特色装饰。孝民屯SM735曾有出土。SM735∶7,弯柄,刀身弧背。残长25.2厘米[18]。(图一:14)与青龙抄道沟铃首刀形制略有不同,可能为仿制。

  管銎斧:王陵区(图一:17)、宫殿区[19](图一:18)、大司空、王裕口南[20](图一:15)等曾有出土。大司空M539∶4[10],斧身顶部有銎,銎截面呈橄榄形,后端有一凸钮,斧身中部有一圆孔,饰凸点纹。銎内残留木条。通长14.5厘米。(图一:16)管銎斧在晋西北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器中经常出现。与之相比,殷墟出土的管銎斧形制略有不同。

  铃首锥形器:柄端呈铃形,镂孔中空,内有铜丸,下端呈锥状。妇好墓(图一:24)[22]与花东M54曾有出土。花东M54∶295,整体呈曲波形,通长17.9厘米[23]。(图一:23)此类铜器多见于北方草原,可能用于缝制皮具等生产活动。

  图一殷墟北(西北)方外来文化因素铜器

  1.环首刀(花东M54∶301)2、3、4.三凸环首刀(小屯M164∶R1862、大司空M539∶37、郭家庄东南M5∶12)5.龙首刀(妇好墓M5∶690)6、9、10.马首刀(殷墟西区M1713∶8、小屯M20∶R1858、花东M54∶300)7.羊首刀(小屯M20∶R1857)8.牛首刀(小屯M20∶R1859)11.虎形柄首刀(花东M54∶279)12.鹿首刀(花东M54∶373)13.蕈首刀(小屯M238∶R1598)14.铃首刀(孝民屯SM735∶7)15、16、17、18.管銎斧(王裕口南地M94∶49、大司空M539∶4、王陵区M1538∶R9165∶5、小屯丁组五十四基址M10∶9)19.管銎刀(殷墟西区M1713∶94)20、21.铃首短剑(安钢M3车马坑、殷墟宜家苑M94∶3)22.带钩铜矛(殷墟宜家苑M33∶33)23、24.铃首锥形器(花东M54∶295、妇好墓M5∶1161)25.铃首弓形器(花东M54∶303)26.C型马衔(后冈91M33∶11)27、28、29、31、33.铜镜(妇好墓M5∶45、75、786、王陵区M1005∶R1117、大司空南地M25∶20)30.马首弓形器(花东M54∶286)32.铜杖头(王裕口南M94∶33)34.铜角杯(王陵区M1022∶R1094)35.錾刻圆盘形器(花东M54∶559复原)36.鍑形器(郭家庄东南M26∶28)

  铃首短剑:殷墟出土3件,刘家庄北M94、2005安钢M3[24](图一:20)的短剑形制相同,球铃顶部呈蘑菇状;北徐家桥北遗址出土的短剑铃首为球形[25]。殷墟宜家苑M94∶3,剑身呈三角形,通长28.5厘米[26]。(图一:21)

  管銎刀:殷墟西区M1713有2件。M1713∶94,刀背近首处有一套筒,背中部及底部有管形銎,饰夔纹与乳钉纹。通长31厘米[14]。(图一:19)与北方地区管銎刀相比,夔纹是典型殷墟文化元素,这表明该刀可能受北方影响,在殷墟当地铸造而成。

  带钩铜矛:近些年来,随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的被认为具有图尔宾诺文化风格的带钩铜矛后,关于这种铜矛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28]。殷墟宜家苑M33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带钩铜矛,长23厘米,带钩宽8厘米[26]。(图一:22)与常见的图尔宾诺铜矛相比,该铜矛叶面很窄,形体也较小,显然并非图尔宾诺铜矛[30]。科学检测也发现,此件铜矛的金属成分与殷墟青铜器的成分基本一致[31]。可见这件铜器应是仿制图尔宾诺铜矛,而在殷墟青铜作坊内铸造的,属仿制器。

  以“弓形器”为代表的车马饰件。

  殷墟出土80余件弓形器,多数出自墓葬或车马坑,偶见于祭祀坑[32]。(图一:25、30)多数学者赞同其应是车马器的一种,极有可能是御手束于腰间,拴挂马缰之用。但也有学者不赞成此观点。不过弓形器最早出现于北方这应是事实。与马车一同传到殷墟的,还有马与车上的配件和饰件,如青铜C形马衔[33](图一:26),这些器物很快就在殷墟铸铜作坊中生产。

  铜镜:妇好墓[34](图一:27、28、29)、王陵区M1005[35](图一:31)、大司空东南M25[36](图一:33)共出土有6面铜镜。妇好墓M5∶786,背面周缘饰凸弦纹两周,内填排列规整的小乳钉纹一周,中心部位饰以叶脉纹,靠钮外又有一周凸弦纹。直径12.5厘米。宋新潮[37]、吴晓筠[38]等就殷墟铜镜的来源与北方或西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与研究。

  錾刻圆盘形铜器:仅见于花东M54[39](图一:35),用途不明。其錾刻工艺和六角星形图案,被认为是北方草原青铜器特征[40]。

  铜角杯:仅见于王陵区M1022(M1022∶R1094)中,通盖高17.4厘米[41]。(图一:34)器身素面,仅在靠近口缘的部分装饰以龙纹为主纹的细致纹饰带。器盖附一钮,器身外设有一贯耳,用以悬挂。此器主要见于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

  铜鍑形器:殷墟郭家庄东南M26曾出土一件鍑形器,口呈椭圆形,在弧度较大的两边口沿上有二个对称的直耳,内穿绹形提梁,侈口,束颈,下腹外鼓,底近平。底部有烟炱。颈饰凸弦纹三周。器内底部有铭文“□宁”二字。器身高18.5厘米,最大口径22.4厘米,通高27.6厘米[42]。(图一:36)郭物认为此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体现了商代晚期中原殷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融。只是器底有商代铭文,可能是商代仿北方鍑形器铸造的[43]。

  2.玉石器

  殷墟玉器以妇好墓、花东M54出土最多。有学者指出,部分玉石器风格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较甚。

  龙形玉玦:妇好墓[44](图二:1)、殷墟西区[45](图二:3)、花东M54均有出土。多素面,呈简化的龙形,首尾盘曲相连。花东M54∶368[46],青白色,吻部较平齐,首尾相连处经打磨,但未断开,中部穿孔呈半圆弧状。最大径4.8厘米。(图二:2)追根溯源,此类玉玦的祖型应是红山文化,经数千年辗转,其蕴含的价值与理念仍得到认同,此类玉器应是在殷墟制玉作坊中生产的。

  勾云形器:妇好墓中出土两件玉“柄形器”M5∶964和M5∶1120[47](图二:5、6),林巳奈夫认为,此类器物应是红山文化的钩形器[48]。(图二:4)另一件玉器M5∶945[49]也应是此类器物。

  图二殷墟北(西北)方外来文化因素玉、石、陶器 下载原图

  1、2、3.龙形玦(妇好墓M5∶435、花东M54∶368、1999AGGM701∶87)4、5、6.勾云型玉器(妇好墓M5∶948、964、1120)7.石锤(妇好墓M5∶51)8、11、12.石权杖头(妇好墓M5∶86、梅园庄车马坑M40∶2、郭家庄M172∶9)9.玛瑙珠饰(妇好墓)10.玉权杖头(王裕口南M94∶65)13、14.陶鬲(孝民屯SM776:3、5)15.陶三足瓮(大司空2004F38垫土层∶1)16.陶鬲(孝民屯2004F102-2∶2)17.C型玉马衔(小屯M164∶R9121)

  C型马衔:与上文提及的后冈M33出土的铜C型马衔类似,在小屯M164内出土了一件玉质C型马衔[50]。小屯M164∶R9121呈开口的扁椭圆形,两侧有三齿钉,齿钉旁边分别有两孔以穿绳。器身全长11.5厘米。(图二:17)黄铭崇利用中原地区出土的C型马衔和尖锥策饰讨论认为,商代晚期中原已经有早期的骑兵出现,而且商文明的这些骑兵的马是草原地带输入的,骑马的技术以及战车的制作技术也是同时从草原牧民处学来的[51]。

  红玛瑙串珠:仅见于妇好墓。(图二:9)杰西卡·罗森认为应是从中亚和西亚辗转传播到中国的[52];叶舒宪则认为,红玛瑙起源于南亚,经中亚自西向东传播,距今三四千年的四坝文化先民发挥着向河西走廊以东乃至中原地区输送红玛瑙珠的“二传手”作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发挥着“三传手”作用[53]。不过,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已多次发现红玛瑙串珠[54]。如果红玛瑙技术起源于南亚,那么金沙遗址所见的红玛瑙另有传播路线,还是同样经由河西走廊南下,目前尚不可明断。

  权杖:李水城较早指出,使用权杖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传统[55],笔者曾对殷墟的权杖头进行简单梳理[56],认为诸如王裕口南M94∶65[57](图二:10)、梅园庄车马坑M40∶2[58](图二:11)、郭家庄M172∶9[59](图二:12)的形制虽不见于西北方,但其实质是相通的。妇好墓M5∶86石球[60](图二:8)就是北方地区常见的权杖头[40]。

  石锤:仅见于妇好墓(M5∶51),中部圆形銎,两端为锤头。通长11.8厘米[62]。(图二:7)石锤被认为是卡约文化的典型器物[40]。

  3. 陶器

  殷墟陶器基本都是普通的生活用器,如果我们把部分铜器、玉石器,甚至是马车等器物看作是以战争、贸易、传世等方式进行流动的话,那么陶器显然不具有如此的流动性,其更可能代表着使用这些陶器的主体人群的流动,因而会更直观地了解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与殷墟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但相较于铜器、玉石器的比较研究来说,区分、辨别殷墟文化中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陶器也更为困难,原因是多样的,诸如陶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各地区考古工作不均衡,受到的关注度不高,相关报道较少,资料积累有限,如此等等,都给这方面的比较研究造成较大的困难。前述已提及,近20年来,这种窘迫有了改观,笔者能够于发掘之时关注到这一问题,也是从典型具有外来文化风格的陶器入手。近几年来,也有学者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与研究[64]。

  目前,殷墟遗址出土明确具有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特征的陶器,主要来自于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晋中地区的杏花村文化以及京津地区的大坨头文化。

  孝民屯遗址陶鬲SM776∶3[65],侈口尖唇,花边形口沿,高颈,深斜腹,三袋足外撇,高裆,无足尖。通体饰中粗绳纹。高21.1厘米。(图二:13)此型陶鬲多见于晋陕高原的李家崖青铜文化。

  孝民屯遗址陶鬲SM776∶5[66],长方体。窄折沿,方唇,短颈,深斜腹,三袋足内收,高裆略内瘪,足尖内弧。通体饰交叉中粗绳纹。高20.7厘米。(图二:14)此类陶鬲多见于晋中地区以杏花村第六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孝民屯遗址陶鬲2004F102-2∶2[67],夹砂灰陶。卷沿,乳状袋足,高裆,无实足根。通体饰零乱绳纹,高16.5厘米。(图二:16)此型陶鬲多见于晋陕高原李家崖青铜文化。

  大司空遗址三足瓮2004F38垫土层∶1[68],泥质灰陶,敛口,方唇,宽平折沿,斜直腹,下腹有一内折线,下有三袋足。通体饰绳纹,高37.4厘米。(图二:15)此类陶器应源自于晋陕高原李家崖青铜文化。

  4.马与马车

  殷墟自二期开始出现马与马车,并迅速得到普及。目前发掘殷墟时期的车马坑达100余座,见诸报道的也有80余座。关于殷墟马车的来源,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殷墟时期马车突然出现,是由殷墟以外特别是北方地区传入的[69]。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的马与马车都是本土起源[70]。

  关于车的起源问题,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早于殷墟之前,中原地区范围内确实有车。如在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有车辙痕迹。

  殷墟时期的家马应该是外来的,这为动物考古学家所证实。如此殷墟时期马车来源有两种可能:其一,马与车均是从北方地区引进的;其二,马是由北方地区引进,与当地的车结合,改制而成。笔者认为,殷墟马车是文化吸收与整合,并加以改进的结果。而并非是非此即彼,要么外来,要么本土这种简单的关系。

  (二)西(西南)方

  早商时期,商文化在西部呈现强劲发展的势头,“商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扩张是向南、向西进行的,是以完成对二里头文化的全面替代为主要目的的”;但到了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在西方的退缩尤甚。“无论是晋西南,还是豫西,不仅没有或缺少商文化遗址,即使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也未发现”[71]。

  目前看来,自关中地区往东顺黄河而下,到达孟津一带,晚商时期的遗址才逐步增多。而这一区域也基本上是晚商王朝王畿的西部,从文化面貌上来看,已是较为典型的晚商文化殷墟类型[7]。

  1. 铜器

  面具:多见于西安老牛坡遗址、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及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殷墟目前仅在王陵区M1400[73]中出土1件(图三:1),长25.3厘米,宽23.4厘米。人面形象相当写实,宽颧,短额,顶部有一环形钮可供悬挂,人面背侧在耳、鼻和双眼处铸有六根高突于器表的实心柱状物,这一点与西(西南)出土的铜面具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人面的形象与殷墟常见的人面形象十分相近,特别是颧骨高凸,与殷墟其他人像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因而,这件面具更有可能是在殷墟本地制造,而非外地直接传入,它应该是一件融合了多重思想、理念的产物。

  铜戣(三角援戈):自洹北商城时期在洹北三家庄M1[74](图三:2)出土以后,虽然出土量不多,但一直均有。有学者认为,其来源于汉中地区巴人的宝山文化[75]。这种观点是可信的。但从部分铜戣的装饰,如内部有绿松石镶嵌的饕餮纹或夔纹分析,也有可能是在殷墟制造的。

  2. 金器

  对商周时期的黄金制品,有学者把其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其中北方系统主要是长城沿线出土的以各种装饰品为主的制品,而南方系统主要是以成都平原地区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金箔制品[76]。目前殷墟尚未见到北方系统诸如臂钏、耳环等饰品,因而本文暂把殷墟以金箔为主的金器制品与南方系统相关联。

  殷墟出土的黄金制品不多,王陵区、宫殿区、大司空[77](图三:3、4)等约18处遗存出土黄金制品,器类有包金铜泡、桥形带孔金片、金箔等,以金箔为主。花东M54出土金箔(图三:5)最多,近200片。在棺盖的四周断断续续发现有金箔一周,可能镶嵌在棺盖上。金箔质量较好,大小不等,形状多样,其中以平行四边形、菱形、长条形较多,另有一些三角形、圆形、弧形、树叶形。当时镶嵌样式极有可能是夔龙纹,可惜因棺室塌陷,无法复原[78]。

  (三)南(东南)方

  应该说,商王朝对于南方的经略政策是一贯的、统一的。其势力范围也一度扩展到江西、湖南一带。到殷墟时期虽然有很大的收缩,但到豫南、鄂北一线,应该说还在商人控制之下。从郑州往南,大体沿现在的京广铁路,已发现重要的族邑或方国如舌族、亚禽族、息族等。在其东侧90公里范围内,通过出土青铜礼器的遗址点,可以大体梳理出另一条往东南方向的线路,如淮阳冯塘村[79]、安徽寿县苍陵城[80]、安徽颍上县王岗乡[81]、固始县葛藤山[82]等均出土有重要的青铜礼器。由于各地区的文物工作进度不一,目前对豫东南、皖西北地区晚商文化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但从零星的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分析,这里仍属于晚商文化圈,相对于周边大的族邑来说,可能是更小的、细分化的族邑分支。豫东南、皖西北发达的水网系统把它们方便、快捷地串联起来。近年来,在淮河息县段不断有商代的独木舟[83]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南(东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同样影响到了殷墟文化。

  1. 金属资源与铸造技术、风格

  尽管尚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晚商王朝对铜、铅、锡等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严重依赖于周边区域。其中铜的主要供应区域就是商王朝的南土,以现今的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及安徽铜陵为代表的沿长江铜矿带。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上述区域在商周时期已开始大规模的铜矿开采,就近冶炼成铜锭,然后再经水路、陆路辗转运送到北方,所谓的“金道锡行”所言不虚[84]。2015年,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区附近曾出土近300块、总重量达3.4吨的铅锭[85]。毫无疑问,这应是青铜铸造的铅料贮藏坑[86]。

  图三殷墟西(西南)方外来文化因素器物 下载原图

  1.铜面具(M1400∶R1116)2.铜戣(三家庄M1∶4)3、4、5.金箔饰件(大司空M303∶141、大司空M226车马坑∶3、花东M54)

  苏荣誉研究认为,殷墟遗址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一些青铜器,其铸造技术,特别鋬手、盖钮等与器体的铸接技术均是南方工匠所特有,在南方起源的时间早,后传入殷墟,但未得到推广而中断[87]。贝格立早就指出,勾牙式镂空扉棱是南方青铜器的地域特征,殷墟青铜器的扉棱多为长条状实棱[88]。小屯M331出土的一件青铜尊(图四:1)和提梁方卣(图四:2)均装饰这种勾牙式镂空扉棱。不仅如此,陈芳妹指出,诸如方卣器盖之上的立鸟造型,其风格来自于南方传统[89]。

  2. 玉器

  林巳奈夫认为妇好墓玉凤(图四:5)制作技法、造型风格等与湖北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玉凤完全一致[48],罗森亦赞同此说[91]。显然玉凤是代代传承的古物,这与前文提到玉勾云形器来自于北方地区是一致的。

  小屯M331内出土的一件高冠玉人饰[92](图四:3),为头部侧面形状,露齿、大眼、平额,脑后发髻上扬,斜纹平顶冠帽之上有直立后卷的带扉棱的角。杜金鹏认为,此玉人与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神人像有直接的渊源[93]。该墓出土的另一件立鸟形玉笄(图四:4)及妇好墓出土的所谓圆棒形玉饰M5∶942与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肖家屋脊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的鹰形玉笄[94]十分相近。

  3. 陶器

  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一种陶鬲,风格独特,褐胎,色不均。口沿平折下凹,上腹斜直,下腹肥硕,三足内勾[95]。(图四:12、13)整理发现,此型陶鬲在殷墟的多个地点均有出土,但比例不大。

  2006年发掘的荥阳市关帝庙遗址是一处典型晚商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96],出土陶鬲特征与孝民屯遗址此类陶鬲十分相似,这类陶鬲在该遗址内占大宗。发掘者亦认为“这类陶器和安阳殷墟同时期所出者有显著的区别,显示出自身特点”。为了进一步寻找此类陶鬲的来源,2017年4月,笔者由安阳往南,途经鹤壁、新乡、郑州、新郑、许昌、南阳、驻马店等地,沿途考察晚商时期的遗址,结果发现此类陶鬲不见于黄河以北的王畿地区,但由郑州往南,在新密古城寨、禹州大吕村、正阳闰楼遗址均能看到此类陶鬲,且占比较大。这说明,此类陶鬲在黄河以南的区域较为普遍。

  2002年,在殷墟徐家桥北发掘了一处中下等贵族居住区,发现了殷墟时期房基63座,墓葬488座[97]。其中有十余座墓葬出土十分特殊的泥质陶鬲,裆部近平,三足外撇,颈部饰数十道凹弦纹。此类型陶鬲在殷墟十分少见。这些陶鬲一般单件出土,有一座墓葬与陶觚、爵共出,是典型的殷墟三期陶器。目前看来,这种陶鬲[98](图四:14)与鄂东的蕲春毛家咀遗址陶鬲基本一致[99]。此类型陶鬲随后在江西德安、安徽怀宁[100]等沿长江中游商周遗址带都有发现。许多遗址的年代也被定为西周早期。此陶鬲分布区域与长江铜矿带分布高度一致。由徐家桥北发现的陶鬲可知其年代可以早到殷墟晚期。这说明,在殷墟时期,使用此类陶鬲的南方族群有可能来到了殷墟。

  4. 硬陶、原始瓷

  硬陶自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发现,到郑州商城时期数量也不少。殷墟居住址和墓葬中多有残片和完整器。陶质坚硬,胎薄,渗水率低。颜色多灰白色。表面饰小方格纹、指甲纹、席纹、绳纹和弦纹等。但器类较为单一,主要有瓿、罐、豆和器盖等,其中瓿的数量较多。

  殷墟的原始瓷制法与硬陶相似。釉色多呈深浅不同的绿色,有流釉现象。器形有豆、瓿形器、罐、壶和器盖等,其中豆的数量较多。

  图四殷墟南(东南)方外来文化因素器物 下载原图

  1.铜尊(小屯M331∶R2071)2.铜方卣(小屯M331∶R2066)3.高冠玉人饰(小屯M331∶R9118)4.立鸟形笄(小屯M331∶R9062)5.玉凤(妇好墓M5∶350)6、7.原始瓷豆(大司空1966M373∶2、铁三路2002M2118∶2)8、9、10、11.硬陶瓿(大司空1966M373∶2、小屯F10、武官1976M229∶4、刘家庄1989M254∶7)12、13、14.陶鬲(孝民屯2003H226(5)∶117、王裕口南2009J5(3)∶8、屯南1973H32∶1)

  学界一般认为,硬陶、原始瓷自南方运输至殷墟,运输方式以水运为主[101]。

  大型薄胎硬陶瓿在殷墟常有出土,墓葬内完整器较多,如武官M229[102](图四:10)、刘家庄北地M254[103](图四:11)及郭家庄东地M26[42]等。郭家庄东南M26出土三件硬陶瓿,二件大,一件小。其中M26∶8,口径20厘米,圈足径28厘米,高30厘米。此类硬陶瓿与湖南岳阳费家河遗址同类器[105]十分相近。

  另外在殷墟也有小型薄胎硬陶瓿形器[106](图四:8、9),一般表面饰有印纹,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常见的硬陶相近。

  殷墟原始瓷以豆居多,大司空[107](图四:6)、铁三路等墓葬曾有出土。铁三路M2118内出土两件原始瓷豆[108],圈足被有意敲掉,表面施青绿色釉。其中M2118∶2,侈口,折肩,斜直腹,口径14.2厘米。此类原始瓷很多学者认为与江浙一带商代原始瓷相近。

  (四)东方

  与北、西、南方地区相比,商王朝对于东方的经略一直是进攻的趋势。到晚商时期,商王朝势力在北、西、南三方都有明显的收缩,唯有在东方一直是扩展的态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往东推进的商文化逐步与当地考古学文化相融合,致使当地的考古学文化与殷墟文化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制文化,更是与都邑保持同步发展的态势。不过,仍能辨识出东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对都邑的影响。

  1. 玉器

  妇好墓出土玉刮刀M5∶559[109](图五:1),深褐色,半月形,弧背凸刃,刃由两面磨成,两端有使用痕迹,靠背端有两个并列的小孔。长15.6厘米。该玉器形制与山东地区岳石文化的典型石刀形制十分相似。均作半月形,上部两穿孔。此种玉、石刀主要用于采摘草本植物果实。殷墟此类穿孔石刀已基本不见,多是半月形无穿孔的石刀,形制的改变可能与采摘的对象和采摘的方法发生改变有关。

  妇好墓出土的玉璇玑M5∶1029(图五:2)有学者认为也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同类器有关联。

  2. 陶器

  红褐粗砂宽厚唇鬲:鲁西南地区以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为代表的晚商文化特征明显,被称之为晚商文化安邱类型[7]。其分布区主要在苏鲁豫皖相交界的鲁西南和豫东地区,其突出特征是鬲多为夹粗砂[111],束颈,宽方唇,盘形口[112]。此类陶鬲在殷墟,从二期持续到四期都有发现。如殷墟安钢大道2010AGDDIH26∶1鬲[113](图五:3),与安邱类型陶鬲十分相似。

  图五殷墟东方外来文化因素器物

  1.玉刮刀(妇好墓M5∶559)2.玉璇玑(妇好墓M5∶1029)3、4、7、8.陶鬲(安钢大道2010AGDDIH26∶1、豫北纱厂1992M1131∶1、体育运动学校2008ATYH88∶1、铁路苗圃2017APH129∶1)5、6.盔形煮盐器(王裕口南地2009H22∶8、白家坟VDT4(6)∶3)9.陶瓮(后冈H10∶33)

  盔形煮盐器:山东半岛地区,特别是鲁北地区近十几年围绕着盐业遗址进行的调查、发掘、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14]。盐业遗址中最为典型的器物当属用于煮盐的所谓“盔形器”,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研究[115]。盔形器的突出特征是深直腹,下部微收成尖圜底。沿面内斜或略呈盘口。腹部多饰斜向粗绳纹。盔形器同样在殷墟也有发现,在花园庄东[116]、白家坟[117](图五:6)、王裕口南地(图五:5)、刘家庄北地均有出土。虽然数量有限,但这种煮盐专用器具在远离产盐区数百公里的内陆出现,必定有其特殊的原因。

  素面陶器:山东胶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一直流行使用素面陶器。陶器表面是采用刮削的办法使胎壁变薄,表面平整,一般不见纹饰。在殷墟也发现了此类特征明显的陶器,主要有鬲和瓮,时代主要集中于殷墟四期。

  在殷墟的体育运动学校、铁路苗圃(图五:8)等均有素面鬲出土,颜色多红褐不均,素面,高裆,深袋足。体育运动学校2008ATYH88∶1,高24.2厘米,口径22.2厘米[118]。(图五:7)

  1959年在殷墟后冈发掘的祭祀坑H10因出土大量祭祀人牲、且出土了一件铸有30字铭文的“戍嗣子鼎”而出名。H10内出土的陶瓮H10∶33[119]为夹砂红陶,侈口圆肩,鼓腹,小平底。素面,磨光。通高58.8厘米。此类陶瓮与烟台芝水遗址出土的T424(4)‥28陶瓮[120]十分相似。

  山东滕州前掌大是商周时期重要的东方据点。前掌大墓地出土了两件小口斜广肩深腹陶鬲[121]。牛世山等认为,殷墟豫北纱厂1992M1131∶1[122](图五:4)应与之相类似。

  另外,方辉认为,常见于鲁北地区的所谓“夷式簋”在殷墟的墓葬与居址中均有出土,“反映了夷、商间的族群互动关系”[123],此种观点值得重视。

  三“外来文化因素”的分类

  以上粗略对殷墟文化中的“外来文化因素”进行了梳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全面。受材料限制,有一些外来文化因素的来源还不清楚;有一些具体是如何传播的,线索还不明朗;有些因缺乏对比材料尚无法确定是否为外来文化因素。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一叶知秋,对其加以粗浅的分析。

  面对王畿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殷墟文化并非原封不动、照单全收,而是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下面根据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传播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

  (一)典型外来文化因素

  所谓典型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指自殷墟时期开始传入殷墟王畿之地,其原始产地是王畿之外的某一类考古学文化区域。比如:

  来自于北(西北)方的三凸环首刀、马首刀、铃首刀、管銎斧、铃首锥形器、青铜短剑、铜镜、錾刻圆盘形铜器、花边口沿大袋足鬲等;

  来自于南(东南)方的红褐夹砂平口鬲、素面弦纹鬲、原始瓷、硬陶等;

  来自于东方的素面鬲、素面瓮、煮盐器等。

  典型外来文化因素的遗物虽种类较多,但数量较少,多数是单件器物,这就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二)混合型文化因素

  混合型文化遗物,主要是指从形制、纹饰等方面分析,这些器物与其他考古学文化遗物十分相近,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特征,但在传入殷墟以后,被融入了殷墟文化的典型特征,其制作也极有可能是在殷墟都邑内完成的。

  来自北(西北)方的牛头刀、羊头刀、管銎刀、铜角杯、玉玦、铜鍑形器、马与马车、弓形器、带钩铜矛等;

  来自西(西南)方的金箔、金泡、铜面具、铜戣等;

  来自南(东南)方的主要是特定的铸铜技术。

  混合型特征的遗物,是殷人主动引进并再加工的产物。这些器物明显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特征,但在改造过程中,加入了殷墟文化的元素,如牛首刀、羊首刀可能是学习北方马首刀的形制铸造的;管銎刀与铜角杯分别加了殷墟特有的夔龙纹;王陵M1500铜镜使用了殷墟特有的龙鳞纹;金箔被用于镶嵌饕餮图案;戣的内部用绿松石镶嵌等,诸如此类的情形,无疑是引进、吸收、再融合的结果。

  (三)继承型文化遗物

  这类器物主要是指自早商文化之时,商文化就吸引、引进的外来文化因素,到殷墟之时仍在延续。此类型遗物不多,来自北(西北)方的以各式环首刀最为典型,这类铜刀自二里头文化时期就传入中原地区,后被早商文化继承。殷墟的这些环首刀可能是直接传承早、中商文化的。

  (四)传世品

  主要是以妇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主,当时即是作为“古董”被收藏的。如妇好墓玉凤、双孔玉刀、玉钩形器等。另外,小屯M331出土的高冠玉人饰、立鸟形笄等也是典型的南方地区风格。作为重要的礼器,传世品被赋予了普世性的价值观,因而也就代代视为珍品传承。妇好墓中见到上古时期的玉器,有属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类。这些器物严格来说,与上述三种器物均有所不同,它们并不反映殷墟时期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四 时间性与传播动力

  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特别是典型外来文化因素对殷墟文化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时间性与影响力,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或曰动力值得探讨。

  熟悉殷墟考古学材料的读者会发现,上述列举的典型北(西北)方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其时代以殷墟早期为主,青铜器以妇好墓和花东M54最具代表性[40],陶器以孝民屯遗址最为典型,其时代多为殷墟一期。殷墟二期之时,马车及其配件开始迅速在殷墟得到普及。

  北方外来文化因素集中于殷墟早期,应与此时商王朝大规模征伐关系巨大[125]。学术界关于商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战争的讨论旷日持久,考古材料也充分予以证实。特别是晋陕高原一带以石楼—绥德类型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说明当时的战争相当激烈。在多年拉锯式战争状态下,不同文化间也产生激烈的碰撞,相互吸收与引进对方的先进文化就成为必然。殷墟文化深受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影响,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实属罕见。

  与北方相比较,殷墟受到西(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相对要小。而且除了殷墟一、二期之间关中地区商文化剧烈摆动、争夺显示出战事的激烈外,到殷墟晚期基本稳定下来。而来自于西南巴蜀文化的影响,似乎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贸易的原因。出于对稀有资源的需求,而且这种资源的供应还必须十分稳定,在武力难以解决的情况之下,贸易手段应该是最为可行的方法。毕竟双方都有互通有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来自于南(东南)方的文化因素有玉、陶、原始瓷、硬陶等。玉器主要是传世品,郑州以南区域特有的夹砂红褐平口陶鬲自殷墟二期就零星出土,持续到殷墟晚期,目前看不出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原始瓷、硬陶也大体如此。

  与北方、西方的传播方式相比,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对于殷墟文化的影响,重要突出在影响的传承性。即这些文化因素是自早商文化之时甚至自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到殷墟时期有些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如铸铜技术即是如此。起源于盘龙城商城的分铸法和芯撑技术到殷墟时期达到顶峰。这虽然是商文化本身发展的结果,但与最初盘龙城商城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可以说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南方的铜矿料,在此基础之上,也刺激和促进了铸铜技术的发展。

  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对于殷墟的影响是浸润性、渗透式的,这与整个商王朝时期对于南方的经略有很大关系。作为稀有资源的供给地,商王朝统治者很早就确保与南方物质通道的畅通。这样才保证所需资源如铜矿、龟甲、货贝甚至是稀有动物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辗转运输到中原地区。与北方、西方相比较,就影响力而言,我们不能仅用影响力的强弱、大小来讨论,而应该看到南方地区对于殷墟文化影响的模式。这种建立在物质资源供应基础之上的影响,其力度并不弱于战争,只是其“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力度。

  殷墟受到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陶器上,从时间上来说,殷墟早、晚期均有。晚商文化分布态势清楚表明,商王朝对东方的策略以攻为主。从资源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山东地区的海盐可能是促使商王朝始终致力于东扩的原因。2008年,山东寿光东双城商周时期大型制盐遗址的发掘,可为此提供佐证。在山东寿光双王城水库周围3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的80余处文物点出土的遗物绝大部分为盔形器,时代大多为商周时期,这些文物点是与古代盐业有关的。在这么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遗址,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同时,双王城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遗存,说明该地区至少在商代就是重要的制盐地点,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制盐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这是渤海南岸商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盐业遗址群,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制盐业遗址群。

  一直以来,商周时期的食盐供给很不清楚。有学者曾指出,山西的解州盐池可能是盐的来源地之一,但始终没有明确的考古学证据。此次双王城盐业遗址的发掘,至少可以说明,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大型的煮盐地。是商王朝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其产盐也会供应到殷墟。

  与北方、西方文化因素相比,南方和东方文化因素影响的方式、方法就显得“和风细雨”,是逐步渗透的方式。如果说商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是被动的,是为了保有生存空间,是长期被侵扰的状态,那么商王朝与南方和东方的接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取得稳定的资源。这种接触方法的主要手段可能是在战争配合之下的贸易方式。通过此种方式,商王朝取得铜料、龟甲、货贝、盐,甚至是稀有动物等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殷墟对于外来文化因素不仅仅是输入,更重要的是有很强的融合能力,最典型的案例当属马车。正是从殷墟开始,马车、战车逐渐进入中原文明腹心地带,在随后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居于主导地位,以马车为作战单位成为衡量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这种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纳与融合,并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正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内在机制。

  五 结语

  前文论及,一种考古学文化,强势一方会对周邻弱势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弱势文化也会对强势文化产生影响。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历程中,殷墟文化由强到弱、由盛而衰。

  徐良高曾指出陶器是日常生活用具、必需品,主要反映的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基层面貌;青铜兵器和工具主要也是日常实用器,用于战争和日常劳动生产。青铜礼器则主要是政治工具,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为极少数人所拥有,在青铜礼器的背后是特定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和政治理论。根据青铜礼器出土情况,划定了东北至辽河流域,北到长城,西北到甘肃东部,西到成都平原,南达南岭,东南抵达长江,东部包括山东大部这样一个大的区域,被称之为“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文化圈内表现的是对礼器、文字、占卜等信仰、观念、政治制度的认同[6]。

  笔者认为,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都邑正是这个文化圈的核心,周边区域对于礼器、文字、占卜等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对殷墟文化的认同。殷墟对外输出的是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礼制”,其价值体系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认可,并被效仿。殷墟输入的往往是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诸如青铜工具、陶器等。这种输入与战争、贸易或资源流通关系巨大。

  在文化输入与输出中,战争往往是最快速、最直接的手段,而人群的迁徙和贸易形成的文化输入与输出,则具有浸润性和间接性。从时间上来看,殷墟文化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在殷墟文化早期都是最为显著的,甚至可以与商王武丁时期对应起来。盘庚初迁殷都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振商王朝,到武丁阶段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特别是对北(西北)方的战争刻不容缓,相较于中商阶段,商王朝政治中心往北移动200公里后,一下子拉近了与北(西北)方群族的距离,缓冲地带已经消失,战争成为必然。甲骨文献大量记载对北(西北)方的战事便是在此情境下产生的。

  然而,到了殷墟晚期,殷墟外来文化因素有明显下降的趋势,除了与东夷旷日持久的战争,保证鲁北地区的食盐运输供应而出现的少量素面鬲、素面瓮之外,其他外来文化因素较为少见。殷墟文化自身也开始变得程式化、样板化,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虽然还有大量的物质资源从南方、东方不断运输进入都邑,但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套路化进行之中。到了商末周初之际,在周武王的车轮碾压下,殷墟文化迅速土崩瓦解,这完全是被动式的、毁灭式的。即便如此,商代礼制几乎被周代全盘接收,殷遗民文化也在底层得以部分保留,殷墟文化虽然不复存在,但其融入到周文化之中的,仍是殷墟文化的核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殷墟文化正是不断与周边青铜文化交流、互鉴,才得以达到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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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何毓灵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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