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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中的中层概念创新 ——以中亚研究为例
2021年01月28日 10: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作者:曾向红 字号
2021年01月28日 10: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作者:曾向红
关键词:区域研究;中亚研究;中层概念;概念创新;

内容摘要:

关键词:区域研究;中亚研究;中层概念;概念创新;

作者简介:

  摘 要: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形式,区域研究始终面临着探索情境化知识与构建普遍性理论之间的内在张力。而要克服这种张力,在区域研究中推进中层概念的创新,或许是一重要途径。大体而言,基于特定区域的独特经验提炼新的学术概念、修正或改造学科理论中的既有学术概念、对特定地区人群在生活世界中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必要的学理化处理,是创新区域研究中层概念的三种主要路径。对于中国的中亚研究学者而言,在当前难以在中亚开展深入和广泛田野调查的学术背景下,可优先考虑采用第二种或第三种中层概念的创新路径,以期在中亚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

  关键词:区域研究;中亚研究;中层概念;概念创新;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州730000)。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颜色革命’的发生、扩散与应对研究”(19BGJ051)阶段性成果;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19jbkyjd005、2020jbkyjc001、2020jbkyjd003)的资助;

  引 言

  区域研究本质上是一门研究特定区域人群生活世界的学问。然而,人们对于“区域”——如亚太、东南亚、中亚、欧亚等区域的地理涵盖范围及其界限往往难以达成有效的共识,这意味着在区域研究中人们对于“区域”内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建构性。正如著名后殖民主义研究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言,区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想象的地理学”(imaginative geography)。1当然,“想象”绝非针对特定区域的天马行空、一厢情愿似的凭空猜测,相反,它是建基于对特定地区民众生活世界有深入和真切了解基础之上的“共情式理解”,即要求区域研究者“承担起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有意义之事的使命,以了解他们的‘存在状态(being)’。这一工作需要通过研究人们的生活世界以及他们如何在其中辗转腾挪来实现。尽管并不必然通过‘生活世界’的概念加以表述,但这就是区域研究的使命和研究实践”。2

  由于每个“区域”在区域研究者那里或多或少是一个多元化的想象之物,故研究者在面对有别于“本群体”的他者生活世界时,可以通过采取多元化的视角或理论予以研究。西方在区域研究中所采取的视角或理论,并不能穷尽所有的视角或理论。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研究者均可透过选择特定的视角,甚至创建新的理论对此予以分析。再者,由于研究者具有丰富的能动性,他们的科研活动(无论是区域内的研究者还是域外研究者)均构成涉及所研究地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故研究活动本身——如开展田野调查、撰写论著、进行理论反思等——也是影响所研究区域发展演变的部分动力。3

  此外,区域研究既然是对特定区域群体生活世界的研究,而生活世界包括该区域民众在“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及其他生活领域的复杂互动”,故区域研究天然要求研究者开展跨学科与多学科研究,如此才能产生较准确地反映该区域民众生活的“语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4由于一个区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其他区域、整个世界存在复杂的互动,从而导致资本、人员、信息、观念、资金、技术等无时无刻不处于流动过程中,故国际关系甚至全球学介入区域研究自然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事实上,自21世纪重新兴起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反思以来,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倡导对区域国别问题开展“流动”“跨界”“关联”“跨区域”“十字路口”等强调区域之间流动性的研究。5

  当然,在开展区域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特定区域的本地研究者,还是域外研究者,均会受到本土世界观、价值观、文化理念、政治立场等“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的影响。6这些背景知识相当于让研究者穿上一件“文化的紧身衣”。因此,很难想象区域研究者能开展纯粹的所谓客观、中立的区域研究,也很难断言区域研究能够发现涵盖不同区域的所谓“客观法则”或“区域规律”。区域研究者越来越强调通过基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对特定区域开展“语境化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以获得关于对象区域民众生活世界的“语境化知识”。7基于此,在区域研究中推进中层概念创新就成为开展“语境化分析”的重要基础。

  一、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张力与互鉴

  区域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特定地区民众的生活世界,且这种研究具有多学科性、建构性、反思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需要直面令区域研究者相当困惑的一个难题,即如何令区域研究知识上升为学科理论或一般性社会知识?这一难题,历来是区域研究者和不同社会学科争论不休的问题。区域研究者并不欣然接受涉及特定地区的情境化知识只停留在“例外论”“地方性知识”“特殊知识”的阶段,而是希望这种知识能上升到科学理论或一般性知识的高度。这既是区域研究者的学术追求,也涉及他们的学术尊严。因为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追求“客观法则”或“普遍性知识”似乎已成为学者们的学术理想,而推崇“情境化知识”的区域研究似乎在知识等级结构中处于劣势或“低等地位”。这种学术等级状态自然有可批判之处,但它又令区域研究者把构建学科理论、产出普遍性知识作为自身的学术使命。正因如此,区域研究者往往希望实现两个方面的目标:其一是学科理论能够尊重区域研究者的知识贡献,并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其二是尽可能推动情境化知识上升为一般化的学科知识或理论。

  然而,区域研究者追求上述两个学术目标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事实上,迄今区域研究无法享受与学科理论同等的学术声誉这一学术等级状况不仅得以延续,甚至区域研究者推动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相互借鉴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如除了个别区域研究者在区域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命题或观点跻身于学科主流理论之外,整体上的学科知识与理论仍然凌驾于区域研究之上。8另如在中国,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相互借鉴的局面远未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诚如复旦大学任晓教授所评价的:“中国的地区研究与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互相脱离的。地区研究学者的学科意识相当淡薄,对相关学科的理论问题所知不多。与美国相较,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强烈的寻找‘普遍规律’的思维方式和冲动。因而也就没有美国式的学科和地区研究之关系的激烈辩论”。9这一论断一方面突出了培养“学科意识”和追求“普遍规律”相对于追求“情境化知识”、理解他者“生活世界”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的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要形成相互借鉴与深度融合的局面仍任重道远。

  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深度融合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为“区域研究不仅为学科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素材,也可以为学科的修正和扩展提供洞见,使学科得以更好地在地方性情境下解决全球的问题”。10而对学科理论而言,区域研究能为各学科理论的构建和修正提供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且可验证学科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一般性命题。而缺乏区域研究对各地区人群“生活世界”的真切和深入把握,则有可能导致学科理论无的放矢、脱离实际。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质上仍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而区域研究重在研究特定区域人群的“生活世界”,显而易见,两者之间需要相互滋养、彼此包容。

  基于此,区域研究者的确有必要在参考、借鉴、修正、调整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理论,一方面可增进对特定区域人群生活世界的深入了解,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语境化知识”;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加强与不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增强自身的学科地位,为人类普遍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作出更多贡献。

  二、区域研究的中层概念创新路径

  区域研究中的中层概念是指研究者通过观察和分析特定区域中人群生活世界的活动情况,能有效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互动模式等进行清晰、准确把握的学术概念,无论这种概念是通过何种研究方法获得,如统计分析、数学建模等定量研究方法,参与观察、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本分析、逻辑推演、过程追踪、反事实推理等定性研究方法,以及综合使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研究方法。如果这一定义成立,那么区域研究中的中层概念最主要的使命有两个:其一是中层概念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特定区域人群真实的“生活世界”,并对其中人的所思、所想、所为与互动提供必要的“解释”或“理解”;11其二是中层概念同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特殊性源自所研究“区域”的独特性,无论这种独特性是原初的还是建构的;而普遍性是指中层概念可作适当的推广,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到其他区域的研究中,至少有助于其他区域研究者解释或理解类似的社会现象。如此一来,区域研究中的中层概念因其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而与其他学科提出的宏大概念有所区别,如与国际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格局、国际结构、全球治理、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声誉、国际地位等宏大概念有所区别,当然也与政治学中仅着眼于特定国家的相关概念有异。毋庸置疑,人们对于社会科学中概念的理解很难做到如此泾渭分明,是否构成区域研究的中层概念,主要取决于该概念所尝试理解或解释的现象和研究者所持的视角,不能一概而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推进中层概念的创新。现有研究认为,区域研究中至少有三种创新或完善中层概念的路径或方式。12第一种路径是研究者通过研究特定区域人群的生活世界所提炼出的学术概念,这主要得益于研究者在研究地区所作的长期跟踪研究。其中,人类学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包括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是提出这类中层概念的主要方式。在区域研究中,詹姆斯·斯科特在东南亚研究中阐述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格尔茨提出的“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安德森用来形容民族主义之建构性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等,均属于此类研究路径所提出的中层概念类型。13显而易见,这些概念原本是人类学者在研究东南亚的过程中提出的具有浓郁东南亚特色的中层概念,但经由广泛传播,它们已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高度普遍性的学术术语。而学者之所以能提出这些中层概念,离不开他们在研究东南亚地区民众生活世界的过程中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异文化”具有的差异,以及基于该地区民众生活的独特性所开展的创造性智力活动,而这些概念具有的普遍价值为它们的推广和流行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可见,中层概念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价值是它们获得一般性知识地位的重要前提。

  第二种提出或创新区域研究中层概念的路径,是根据特定区域的独特经验改造或修正学科理论中已得到普遍认同的概念。有研究者指出,格尔茨在研究东南亚地区时提出的“浓描”概念、斯科特提出的“道德经济学”概念等,均属于人类学家根据所研究区域的特殊经验而对既有主流概念所作的修正或改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区一体化研究中,国际关系学者根据东盟独特发展经验而提出的地区合作“东盟模式”,同样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做的补充和完善,以此来更好地解释东盟国家不追求强制度约束而尽量照顾东盟国家地区合作舒适度的特殊经验。14显而易见,地区研究中层概念的上述两种提出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于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区域研究中倡导的“跨国区域研究”与“学科地区研究”路径。15大体而言,第一种中层概念的提出方式遵循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创新路径,其基础是地区人群在生活世界中的鲜活实践,在学术逻辑上主要反映了归纳的思维方式;而第二种提出方式采取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创新路径,概念的提出方式是根据地区的具体经验对学科既有学术概念进行必要的调整或修正,更多地体现了演绎的思维逻辑。

  第三种中层概念的创新路径,是对特定地区人群在生活世界中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必要的学理化处理,或将特定地区的背景知识、行为模式打造为正式的学术术语。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差序格局”主要用来描述中国的行为模式,其提出虽有西方人的“团队格局”作为参照,但它更多的是基于对中国人行为模式所作的学理归纳。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启发,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国社会或文化时提出的“关系本位”、16“伦理本位”、17“儒家关系主义”等概念,均是经由第三种路径提出的。再如在国际关系史或国别史研究中提出的某些概念,如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构建的“朝贡体系”、18“天下体系”(或天下秩序)19以及由此维持的“儒家长和平”,20古代印度在其周边地区建立的“曼陀罗体系”等概念,21大体也是如此。与第一种中层概念的提出方式主要采取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方式和第二种路径主要采取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路径有所不同,第三种中层概念的提出方式同时具有前两种概念提出路径的成分,即需要研究者既有对差异的敏锐意识,同时还需要对学科知识或理论有娴熟的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这三种概念创新路径均属于理想类型,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尤其是第三种概念创新路径,由于同时糅合了第一种和第二种概念创新路径的部分成分,故由此路径提出的中层概念,有时较难与前两种路径提出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其二,由于目前西方学术界无论是在区域研究中还是在学科知识产出上均居于主导地位,故在区域研究中创新中层概念时,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参照西方社会或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来进行。破除这种学术尴尬处境的唯一办法,或许在于研究者秉持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科学精神,开展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正如有区域研究者指出的,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开展区域研究的过程中依旧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这“也可能意味着中国区域研究在面对既有的学科体系时更加灵活,同时也对强化中国区域研究的学科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2在梳理了推进区域研究中中层概念创新的三种路径之后,下文将以中亚研究为例,简要分析中亚研究者在中层概念创新方面所处的基本状况。

  三、中亚研究中层概念创新的基本状况

  中亚国家是开展区域研究的“天然试验场”。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独立于1991年,但此前并无独立开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中亚五国长期处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框架内,由此导致它们独立后在各方面仍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各国独立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大同小异,各国独立后,由于采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有所差异,导致这些国家走上诸多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发展状况,为国内外学术界检验相关理论、提出新的学术命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试验田”。

  尽管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国内外中亚研究者在创新中亚研究的中层概念方面还是做出了一些努力。

  其一,经由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式创造的中层概念。这种概念,主要是基于对中亚地区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国家转型进程——及该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进行仔细观察后提出的概念,它们反映了研究者对中亚各国民众生活世界的敏锐体察。在分析中亚国家内政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如“社会秩序”“系谱学想象”“颜色革命”等相关概念。其中,“社会秩序”概念是研究者为了阐述18—19世纪期间的中亚地区,即“两河(即阿姆河与锡尔河)地区”或“河间地区”(Transoxania)以及阿富汗北部地区所存在的秩序状态而提出的概念。概念提出者认为,该时期中亚国家的“社会秩序”状态,不同于学科主流话语中用来说明秩序形成基础的相关术语,如“国家身份”“帝国缔造”“族群性”“部落主义”等。提出者指出,在该时期,河间地区和阿富汗北部缺失一个享有高度权威和能进行有效治理的国家治理机构,为此,民众通过社区内的一系列非正式社会实践和人际关系网络等,实现了资源的收集、分配、调解和仲裁等,从而维持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ordered anarchy),即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状态。23这一中层概念的提出采用了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细致的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它引导研究者在社会或历史研究中将研究重点置于实践和关系上,而不是念念不忘诸如国家、国家间战争、族群或部族等实体性概念,从而体现并契合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和关系转向。24

  无独有偶,在研究中亚国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研究者对部分学者动辄以“部族”“地区”等属于“宗派主义”范畴的概念来解释中亚国家的转型进程,尤其是对政治领域的权力分配或斗争状况表示不满,强调要求对中亚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开展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考察。在此基础上,这部分学者强调指出,“部族”“地区”等充满物化内涵的概念,实质上是民众通过各种“系谱学想象”而构建起来的。具体“想象”方式是个体或群体通过各种记忆、历史呈现方式,将自己与祖先以及其他类型的团体关联起来,从而形成特定的群体身份,如部族、地区等。无论这种关联方式是出于工具性的目的,还是表达性地追求团结。“系谱学想象”这一中层概念突出了中亚民众在构建集体身份过程中的能动性,同样反映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对关系或关联的强调。25中亚研究者提出的“社会秩序”与“系谱学想象”的概念,都富有浓厚的人类学内涵,是研究者通过长期关注甚至在该地区进行深入调研后提出的中层概念,主要体现了自内而外的研究视角。26

  相对于基于中亚各国内政而提出的中层概念,学术界针对攸关中亚国家外交政策提出的中层概念较为罕见。毋庸置疑,由于外交政策的敏感性,研究者很难在研究主权国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采取参与观察等扎根理论所推崇的研究方法。即便有研究者在研究外交决策的过程中有特殊的渠道针对决策者采用深度访谈、阅读决策相关文件等研究方法,要基于这种研究体验提出新的中层概念依旧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在中亚研究过程中,似乎的确存在基于地方经验而出现的几个中层概念,如“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多角度外交政策”等。当然,这些概念能否被称之为中层概念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或者需要中亚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澄清。

  其二,通过改造主流学科理论而提出的中层概念。在研究中亚国家内政问题的过程中,西方学术界通过挪用或借鉴西方政治学等学科中的相关概念,积极地进行了中层概念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是基于它们对中亚国家将维护政权生存(主要是精英生存)作为内外政策的优先目标的认识。在西方学者看来,中亚国家之所以奉行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其动机与在国内建立威权政体的目标一致,主要是为了国家政权的生存。27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中亚各国基本上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吉尔吉斯斯坦有所偏离),而维护统治精英的政治生存和既得利益是采取这种政体模式的主要动机。由于中亚国家对待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态度截然不同于西方,故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西方学术界从中发现了中亚国家政治体制或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并尝试从学理层面上对这种特殊性进行经验总结。为此,西方学术界在介绍或分析中亚国家政治体制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层概念。如“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半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ism)、“混合型体制”(Hybrid Regimes)、“虚拟民主国家”(Virtual Democracy)和“世袭威权体制”(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等。28这些概念的意思大同小异,其大意是中亚国家并未采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权形式,各国所谓的“民主”只是徒有其表,实质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威权甚至集权体制。显而易见,这些中层概念充满偏见,主要反映了西方研究者对于自身自由民主政权模式的偏好甚至信仰,然后据此评判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表现。这种通过借鉴西方比较政治学或美国政治学中的主流概念来裁剪中亚国家政治生活经验的研究,反映的无疑是研究自外而内的研究视角,体现的是西方部分学者在苏联问题研究中所持有的目的论思维方式。29

  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目的论式的“转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有所不满,并尝试进行中层概念的创新。如克里斯特恩·比奇塞在研究外部援助力量介入费尔干纳盆地以缓解该地区的冲突潜力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冲突转型”(conflict transformation)这一中层概念。众所周知,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地区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但该地区在领土归属上是乌吉塔三国共有,资源的有限加上历史上和现实中积聚起来的各种矛盾,令域内外研究者对该地区可能爆发冲突的问题高度关注且充满警惕。然而,包括西方非政府组织以及主流冲突研究者在讨论费尔干纳盆地的冲突潜力时,往往动辄从目的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不约而同持有三个环环相扣的假定:资源稀缺引发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主体往往为族群、族群体验到的怨恨往往会导致它们诉诸暴力。在比奇塞看来,要缓和甚至消除费尔干纳盆地的冲突导火线,更需要着眼的是该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基于此,他认为,域内外行为体需要开展的关键工作,是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矛盾初现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为此,比奇塞呼吁当地的利益攸关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参与到各种问题或矛盾的解决中来,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关系的“冲突转型”。30为提出“冲突转型”这一中层概念,比奇塞使用了参与观察、结构性访谈等民族志研究方法,同时也使用了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这一中层概念同样具有第一种中层概念提出路径的特征。不过,鉴于比奇塞提出该概念的部分初衷在于反驳和批判主流的冲突解决路径,故这里将其视为主要反映了第二条创新路径所提出的中层概念。

  相对于西方学术界在涉及中亚国家转型时提出的中层概念质量参差不齐,在中亚外交领域,他们所做的创新具有更多的中立色彩。如前所述,中亚国家将政权生存作为主要的国家目标,由此导致各国精英对国家主权非常敏感。体现在地区合作问题上,一方面,中亚各国往往会非常排斥甚至反对那些可能导致其国家主权遭到削弱的合作安排;另一方面,转型过程的艰难令中亚各国决策者并不反对参与各种地区合作机制,无论这种机制是安全领域的,还是经济领域的,抑或是政治领域的。因为参与这些机制,可为各国提供诸多切实的物质收益,此外还能带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象征性收益。如此一来,在参与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中亚各国(土库曼斯坦除外)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种能带来多种多样收益的地区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又不愿推进和落实实质性的多边政策协调,结果是中亚国家参与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难以在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上取得切实进展。对于这种高声倡导合作但真实的合作难以落地的状况,西方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层概念对此进行描述,如“虚拟地区主义”(Virtual Regionalism)、“保护性一体化”(Protective Integration)、“威权国家之间的合作”(Authoritarian Cooperation)、“再生产性地区一体化”(Reproductive Integration)等。31大体而言,除了部分概念蕴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外,整体而言它们的内涵较为清晰,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显而易见,这些概念反映的是研究者对中亚国家参与地区合作的观察和感受,其参照物主要为西方,尤其是欧盟的地区合作经验,所以体现了研究者基于自外而内的研究视角进行中层概念创新的尝试。

  其三,基于中亚地区经验与学科理论对话而创造的中层概念。这类概念体现了自内而外、自外而内两种研究视角的结合,既经过了研究者将之与西方经验或话语之间的参照或比较,也反映了研究对特定区域生活经验的反思。在中亚研究中,“主权民主”“管理民主”“危险话语”“新大博弈”“套娃霸权”“套娃秩序”等中层概念的提出采用了这种中层概念创新路径。

  就攸关中亚国家的国家转型和国家建构而言,经由第三种路径阐释的中层概念主要包括“主权民主”“可控民主”等。其中,“主权民主”“管理民主”是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尤其是指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苏联国家所采取的政权形式。其中,“主权民主”的概念大致出现于2005年春,这是俄罗斯为抵御欧盟和美国在独联体地区支持“颜色革命”所做的直接反应。32针对欧盟、美国等行为体在独联体地区展开的民主攻势,俄罗斯除了诉诸传统的主权观念以抵御压力外,还主动出击,构建了一种替代性的“主权民主”模式。“主权民主”将外来的民主推进和移植计划建构为一种威胁,认为不符合历史传统和本国现实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失序和混乱;而西方的民主推进计划不仅是非法和危险的,而且反映了它们希望殖民化并主导苏联国家的企图。33鉴于此,俄罗斯认为每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均应该遵循本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承,此外还特别强调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实施和启动任何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前提。34至于“可控民主”,则是俄罗斯学者在参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后而对俄罗斯治理模式所作的理论提炼。研究者认为,俄罗斯的“可控民主”保留了西方民主的若干外部特征,同时受到国家政权和统治机构的严格控制和限制。35由于中亚国家同样面临来自西方要求各国建立自由民主的强大压力,再加上俄罗斯治理模式和经验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具有亲缘性和启发性,故“主权民主”与“可控民主”也被用来理解中亚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及应对欧美民主推进计划所作的反应。

  “危险话语”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在描述和分析中亚地区形势时所构建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动辄认定中亚地区发展前景黯淡,从而留下了一种中亚地区危险重重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矛盾意象。尽管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近三十年里经历过变化,而且与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阶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衍生“危险话语”的议题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如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存在霸权或帝国雄心、该地区因各种原因面临的国家衰败、地区各国面临的冲突可能(尤其是费尔干纳盆地的复杂形势)、中国的中亚地区政策等。“危险话语”建构并维持着美国决策者、学者与大众针对中亚地区的一种极富危险的意象,进而影响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新大博弈”是与旧“大博弈”相对应的,而后者则是指19世纪沙俄帝国与大英帝国在中亚与阿富汗地区为争夺势力范围或殖民地开展的零和博弈。显而易见,时代的变迁会导致“新”“旧”大博弈具有众多差别,这也导致部分学者对中亚研究中的“新大博弈”话语持批判态度。36与之相关的是,在西方“危险话语”广泛流传的舆论环境下,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行为体与中亚五国作为“新大博弈”的行为主体通过复杂互动,导致中亚地区出现一种“套娃霸权”格局,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套娃秩序”。所谓“套娃霸权”是指中亚地区多种类型的霸权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重叠在一起,包括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作为地区霸权国的俄罗斯、具有次地区霸权抱负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一个作为“崛起中的全球与地区霸权”——中国,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形势发展。37而“套娃秩序”则是指在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地区,域外行为体与本地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于套娃式的层层关联的秩序模式。具体是指:第一层“套娃”是俄美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和合作;第二层“套娃”是俄美在欧亚地区的互动,以及该地区内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别与俄美两国形成的互动关系;第三层“套娃”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上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套娃”是相互影响的,美俄在第一层次的互动会传导和影响到第二、第三个层次,反之亦然。38大体而言,经由第三条路径提出的中亚研究中层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以类比或寓言的方式将特殊经验上升为学理概念的模式。而就概念提出者的观察视角而言,这些中层概念首先建立在中亚国家和地区发展形势具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其次是或参考、或借鉴、或修正了学术界学科主流理论中的类似概念,如国际秩序、地区霸权等,它们经由了内外双重视角的相互检视和彼此印证。

  结 语

  在追求一般性知识仍构成社会科学研究核心目标的背景下,学科理论相较于区域研究仍处于更优先的知识等级,因为区域研究往往被认为主要产生的是情境性知识。尽管学术界倡导加强学科理论与区域研究之间相互借鉴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整体而言,至少在中国,当务之急似乎仍是做出努力以提高区域研究的学理化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并重点考察了创新中层概念的理论路径。就本文的考察而言,在此尚有三点补充需要做进一步说明。

  其一,就目前中亚研究中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中层概念而言,主要的概念提出者仍是来自西方的中亚研究者,另外也有源自中亚国家甚至俄罗斯政策界提出的实践性概念或政治话语。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学术界均是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后才开展较为系统的中亚研究的,相比之下,西方学术界取得的进展值得肯定和借鉴。这也意味着中国中亚研究者在中层概念创新方面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达到学术界的自我期许。

  其二,根据中层概念创新的三种路径可知,创新主要源自研究者对所研究地区人群生活世界的深入观察与对学科理论的娴熟掌握,两者缺一不可。在目前中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相互隔绝的状态下,首先需要学术界在人才培养模式、成果刊发等方面做出努力。就人才培养而言,需要更好地设置融通区域研究和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主流学科基础知识的课程;而在成果刊发方面,则需要相关期刊对实现了两者结合的成果给予更多的发表机会,以激励年轻学子从事能有效融合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的研究,如此可为中亚研究培养更多的优秀后备人才。至于创新路径的选择,在当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在中亚地区开展深入和广泛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这一背景下,可优先考虑采用第二种或第三种中层概念创新路径,因为使用文本分析、理论演绎等质性研究方法同样可实现中层概念的创新。

  其三,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出于提高区域研究的学理水平而呼吁学术界加强中层概念的创新,但我们并不提倡为了概念创新而进行概念创新。事实上,当前学术界盛行生造概念的现象,且这一现象已经冲击到了学术界严谨务实的学风。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确,“造词≠学术创新”。39因为概念创新的目标是推进对所研究区域民众生活世界的深入理解,同时也能超越学术界现有概念无法充分理解所研究的现象带来的困境。就此而言,中层概念虽然对推进区域研究的学理化水平不可或缺,但概念创新需要同时满足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等要求,其难度不容小觑。鉴于此,我们希望区域研究者提出中层概念的前提是基于扎实研究,而不只是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区域研究热潮,浮光掠影地对特定区域进行“扫描”。须知,区域研究要想取得切实进展,不仅有赖于研究者有“贴着地皮看世界” 40或“透过本地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求真精神,也需要有“潜心研究、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

  注释

  1.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Other Asias,London:Wiley-Blackwell,2008,p.2.更集中的讨论可参见Michael C.Frank,“Imaginative Geography as a Travelling Concept:Foucault,Said and the Spatial Turn,”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vol.13,no.1,2009,pp.61-77.

  2.Anna-Katharina Hornidge,“Mid-Range Concepts—The Lego Bricks of Meaning-Making:An Example from Khorezm,Uzbekistan,” 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p.214.

  3.Katja Mielke and Andreas Wilde,“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Production:A Differentiation of Mid-Range Concepts and the Example of Social Order,” 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p.161.

  4.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vol.14,no.3,1988,pp.575-599.

  5.参见Saskia Sassen,Territoriy,Authority,Rights: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Ulrike Freitag and Achim von Oppen,Translocality:The Study of Globalising Processes from a Southern Perspective,Leiden:Brill,2010;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等等。

  6.关于背景知识,参见秦亚青:《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基于理性和关系性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7.Adele E.Clarke,Carrie Friese and Rachel Washburn,eds.,Situational Analysis in Practice:Mapping Research with Grounded Theory,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15.

  8.David L.Szanton,ed.,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James D.Sidaway,“Geography,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atic of Area Stud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103,no.4,2010,pp.984-1002.

  9.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0.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

  11.解释与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两种主要使命,参见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12.下文的讨论部分参考了以下两篇文献的相关讨论。参见Katja Mielke and Andreas Wilde,“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Production:A Differentiation of Mid-Range Concepts and the Example of Social Order,” pp.164-166;Vincent Houben,“New Area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id-Range Concepts,” 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p.207。

  13.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相关讨论参见郑先武:《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Amitav Acharya,“Ideas,Identity,and Institution-Building: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p.319-346;Mely Caballero-Anthony,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Beyond the ASEAN Wa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等等。

  15.Amitav Acharya,“Remak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Doubt,Desire and the Promise of Comparisons,” Pacific Affairs,vol.87,no.3,2014,pp.463-483.

  16.参见翟学伟:《儒家的社会理论构建——对偶生成理论及其命题》,《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17.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8.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陈昌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Yuan-Kang Wang,“Explaining the Tribute System:Power,Confucianism,and War in Medieval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3,no.2,2013,pp.207-232;等等。

  19.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莫翔:《“天下—朝贡”体系及其世界秩序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20.David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Robert E.Kelly,“A ‘Confucian Long Peace’ in Pre-Wester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3,2013,pp.407-430.

  21.吕振纲:《朝贡体系、曼陀罗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碰撞——以1909年以前的暹罗曼谷王朝为中心的考察》,《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吕振纲:《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

  22.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

  23.Katja Mielke and Andreas Wilde,“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Production:A Differentiation of Mid-Range Concepts and the Example of Social Order,” pp.167-172.

  24.Karin Knorr Cetina,Theodore R.Schatzki and Eike von Savigny,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New York:Rutledge,2000;Mustafa Emirbayer,“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3,no.2,1997,pp.281-317;Pierpaolo Donati,Relation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Rutledge,2010.

  25.David Gullette,“Theories on Central Asian Factionalism:The Deb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ts Wider Implications,”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6,no.3,2007,pp.373-387.

  26.此外,“颜色革命”也是涉及中亚国家的中层概念。由于该概念已经流传甚广,远远超出了中亚甚至苏联地区的范畴,故这里不对概念进行集中分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社会秩序”“系谱性想象”是自内而外提出来的,“颜色革命”更多的是西方学术界采取由外而内的角度宣扬的。

  27.有关政权生存是中亚各国之所以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相关研究,参见Leila Kazemi,“Domestic Sources of 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y,1991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6,no.2,2003,pp.258-259;Luca Anceschi,“Integrati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The Cases of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9,no.2,2010,pp.143-158;等等。

  28.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Marina Ottaway,Democracy Challenged:The Ris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3;Kathleen Collins,“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vol.61,no.2,2009,pp.249-281.

  29.参见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1,2002,pp.5-21;Ghia Nodia,“Debating the Transition Paradigm:The Democratic Path,”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3,2002,pp.13-19。

  30.Christine Bichsel,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Irrigation Dispute in the Ferghana Valley,New York:Routledge,2009.

  31.Roy Allison,“Virtual Regionalism,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7,no.2,2008,pp.185-202;Sean Roberts,“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The Geo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Cooperatio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8,no.4,2017,pp.418-441;Sean P.Roberts and Arkady Moshes,“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A Case of Reproductive Integration?” Post-Soviet Affairs,vol.32,no.6,2016,pp.542-565.

  32.Stefanie Ortmann,“Diffusion as Discourse of Danger:Russian Self-representations and the Framing of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7,nos.3-4,2008,pp.363-378.

  33.Derek Averre,“‘Sovereign Democracy’ and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Demokratizatsiya,vol.15,no.2,2007,pp.173-190.

  34.Mariya Y.Omelicheva,“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8,no.1,2015,pp.85-86.

  35.李兴耕:《关于俄罗斯“可控民主”的若干思考》,《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5期;白千文:《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解析与启示》,《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等等。

  36.对于“新大博弈”的批判,参见Richard Weitz,“Averting a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9,no.3,2006,pp.155-167;Matthew Edwards,“The New Great Game and the New Great Gamers:Disciples of Kipling and Mackinder,”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2,no.1,2003,pp.83-102;等等。

  37.Ruth Deyermond,“Matrioshka Hegemony?Multi-Levelled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1,2009,pp.151-173.

  38.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

  39.阎学通:《主编寄语:造词≠学术创新》,《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

  40.项飙:《贴着地皮看世界》,《南风窗》2015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姓名:曾向红 工作单位: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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