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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结构、实践本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逻辑再审视
2020年06月01日 09:13 来源:《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8期 作者:汪鸿波 费梅苹 字号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话语结构;实践本位;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话语结构;实践本位;

作者简介:

  摘 要:以西方价值理论为知识框架的社会工作传播到我国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艰巨的本土化任务。社会工作本土化受话语建构影响并需要回归到以实践为本位,解析政界、学界、实务界的社会工作话语结构与分野,有助于正确理解本土化中话语建构逻辑及在实践中的事实呈现。构建专业性和行政性服务体系嫁接、本土专业知识再生产、服务情境再建构等三个维度的社会工作本土性实践框架,能够促进本土化过程中“中-西”理性对话和弥合“政-学-实务”三界的话语张力,且有利于社会工作本土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念的提炼。

  关键词:社会工作; 本土化; 话语结构; 实践本位;

  作者简介:汪鸿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7;费梅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200237。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18BSH15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五年来,随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体量、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规模和社会工作服务覆盖领域的迅速扩大,社会工作正给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基层社区治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建设带来深刻影响。根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公布的《2018年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部门共开发了38.3万个社会工作岗位,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9793家,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资格的人数达43.9万人。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股气势强大的新兴专业力量,正在乡村振兴、老人、儿童、医务、司法和精神健康等领域构建起专业服务体系。然而,在这庞大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无法驳斥的事实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核心概念、理论知识和技巧方法还基本源自西方,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本土情境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张力。孕育于西方价值体系的专业社会工作被视为舶来品,传播到我国后就需要与中国情境有效结合起来,进行专业再生产的过程,这被称之为社会工作本土化。自1980年代末恢复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以降,诸多研究者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早在1994年有学者就提出本土化是从“依赖”走向“自主”以及中国社会工作话语建构的体现[1]。社会工作自始至终强调其实践本质,本土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实践的本土化[2],但在繁杂且漫长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着“中-西”和“政-学-实务”对话与博弈的双重考验,故此议题需要回归到社会工作实践中加以分析。简言之,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需要以实践的本土化为基础。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功能结构、理论原则、环境基础、策略路径等方面进行充分阐释和论证,即是对“为什么要本土化”做了基础性研究。但社会工作本土化更需要回归到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并对“怎么样本土化”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研究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厘清社会工作本土化中政界、学界、实务界的话语结构,并初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的基本逻辑。

  二、隐藏的文本: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话语解析

  在探讨在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如何进行前,需要理性透视本土化中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建构及论争的本质。1971年美国学者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首次使用“本土化”概念,主要用来指代美国社会工作理论引入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时出现的不适应[3],就是发觉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专业霸权主义横行,而忽略了引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价值、文化和服务需求等实际情况。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历来重视话语权的建构,甚至有研究认为本土化就是话语建构的过程,正如Gray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建构是对“外来”社会工作的理性审视,这提醒社会工作者们对本土文化和情境要保持敏锐的察觉[4]。反过来话语本身也会对本土化产生强大牵引力并左右本土化的方向及进程。我国社会工作话语权的建构和论争除了学界一贯重视的“中-西”对话之外,还包括隐藏在政界、学术界、实务界等社会工作各个叙事主体间的话语差异和显露出的结构性张力。如在论及社会工作性质或功能之时,政界认为社会工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尤其注重其社会维稳的功能,然而学术界却对此置若罔闻,认为社会工作应该是一种在政府社会服务体系之外的技术性专业服务,将社会工作进行“社会化”或试图倡导与政府平等合作。再如,一部分具有高校专业教育背景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成为一线社会工作者之后,发现实务中所呈现的专业形态和自己在接受专业教育时形成的专业期待往往截然不同,因此离职。在对社会工作者离职行为的研究中,大部分人把离职的因素归结为“专业价值得不到体现”,其实这在更深层上透露了学术教育界和实务界间的话语张力。本研究试图进一步解析各主体之间建构社会工作话语背后的实质性内涵,理性看待其话语建构的目的,并调和充斥在它们间的话语张力,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政界的社会工作话语解构

  作为社会福利体系的构成部分,社会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与行政体制发生连接。有研究称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本身就是情境重构的政治过程[5],且需要立足于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6]。当专业社会工作被引入到我国以来,以自上而下的路径发展。党政部门通常以颁布政策法规、下发文件或组织会议等形式推进社会工作建设,因而,可以从梳理党政部门出台的各类政策文件来捕捉政界话语建构图式。现代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正式写入党和政府文件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指出社会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这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希冀社会工作能够胜任维护社会稳定的初衷。这在2007年社会工作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颁布的关于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文件《民政部关于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可以得到印证,《通知》明确指出社会工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有力手段”。此后陆续出台的标志性文件中,如《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都强化了社会工作是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总结归纳可以发现,政府在社会工作的话语建构中具有一定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目标指向是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维护社会秩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党和政府开始逐步调整社会工作定位,在对社会工作的叙事中增加了“传递温暖”“回应民生和社会需求”“融洽社会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等话语表述[7]。与此同时,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工作专业性、服务性的优势,将社会工作的话语建构回归到社区服务与建设、儿童青少年服务、老年照料、医疗、精神健康、禁毒、乡村振兴等具体服务领域中。

  梳理政界的社会工作话语建构历程,其呈现出“政府为体,社工为用”的逻辑。随着社会工作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在阶段性上又表现出从工具目的取向到专业服务取向的话语变迁,强调从维稳到服务、管理到服务等动态取向。这一特征在上海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社会工作介入吸毒人员服务中,起初政府聚焦社会工作对吸毒人员的“监督”、“监管”、“管控”[8]而后逐渐转变为“专业服务”“社会康复”“回归社会”。

  (二)学界的社会工作话语解构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具有教育先行的特征,率先发生在学界。起初,学界构建起来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主要承袭西方,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翻译了大量西方教材著作、借用西方理论概念、套用西方实务模式等,使得我国的社会工作话语建构中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学界一度奉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框架体系为圭臬,崇尚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特质,注重个别化、技术治疗和过程取向。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界构建起来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社会工作在推向政界、实务界时出现诸多“不适症状”。政府不免质疑社会工作实践的有效性、适用性,甚至专业性。学界过分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自由发展”,认为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社会工作束缚,把社会工作看成是一项“社会性”事业或者认为社会工作事业要独立发展。亦很多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极度容易出现专业否认和质疑,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以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来审视中国当下的实践情境时,出现了“话语—现实”间的知识性断裂。因而,有研究把学界的话语建构归纳为“一个中心,三种主义”结构——西方为中心,专业至上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为了弥合学界与政界的结构性话语张力和减少专业知识在实践场域中的格格不入,学界陆续发表文章呼吁要认识政府在社会工作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社会工作自身要与行政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有效衔接,主动“嵌入”到政府服务体制内,社会工作服务要充分考虑文化风俗、本土情境等。与此同时,学界对于专业话语建构也进行了深刻反思,观点有:警惕西方社会工作话语霸权的吞噬,倡议社会工作需“文化自觉”[9],如从儒家思想[10]、“家文化”[11]等优良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注重对本土实践研究进而促进“内生理论建构”[12]等。总的来看,学界社会工作话语建构首先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筑起“专业主义”高墙然后发展到“文化自觉”“理论自觉”,进而转向挖掘本土价值思想,并试图探索建构符合本土文化的社会工作话语。

  (三)实务界的社会工作话语解构

  相较于政府和学界,实务界的话语则显得势单力薄且容易被政学两界的话语遮蔽。自从2008年首次开设全国性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后,大批持证社会工作者以专业人员的身份投身于实践。然而在初始阶段,受政学两界话语失真、冲突的影响,实务界的社会工作者们常在社会工作的现实性结构和表达性结构中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13]。他们既要接受已经内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标准的拷问,又要想方设法完成行政任务。如,当专业社工被政府要求开展维稳、信访、行政等工作时,他们经常对自己的专业身份、对专业价值和专业认同产生严重质疑。因而导致职业倦怠、专业认同迷失、离职转业行为等,专业话语因此被遮蔽。另一较为典型的现象是,实务界通常用“有困难,找社工”来描绘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和专业担当,这其实就同时暗含着政界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和学界强调专业助人的专业品质。但这在现实中却,当“有困难”的群众找到社工时,社工却通常难以行之有效解决问题,因而社会工作服务异化为“活动化”,悖离了自己了专业目标和期待,“专业失效”最终导致话语失真。

  随着社会工作从业者的规模与日俱增及专业凝聚力的提升,他们逐渐打破对“专业主义”的美好幻想,不再一味要求政府的无条件支持社会工作发展,而是回到实践和现实情境中,进行服务反思,提供切合实际的专业服务。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一大批高校教师纷纷通过创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直接投身实务中,成为集实务与研究为一体的力量。由此,实务界逐渐实现充权赋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对政府决策和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如,中山大学师生创办的“绿耕”社工机构,长期进驻农村社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服务形式,探索出具有中国典型经验的农村社会工作“城乡互动”“社区文本”“农村资产建设”模式[14]和融合政府话语开展的“双百计划”,就同时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认可。华东理工大学师生扎根禁毒社会工作,探索形成的吸毒人员小组工作“同伴教育”服务模式等[15],也得到了政府的推广和学界的关注。实务界通过服务实践成效发声,既让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开始采纳来自实务界的建议或邀请实务界代表参与政策制定,也促进学界研究者开始关注本土实践,进行实践研究。实务界的话语成为政学两界建立对话机制的桥梁,同时检验政府决策和学界研究成果等。可以看出,实务界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从“失声”到“发声”再到逐渐重视构建社会工作本土性话语体系,探索符合中国情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如“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政社合作”等。

  政界、学界和实务界的话语建构过程会对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产生牵引力,影响或指引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和方向。三方的社会工作话语建构从“分歧”到“对话”再逐渐走向“融合”并相互建构,将中国社会工作话语建构的基础聚焦到本土性实践本身。

作者简介

姓名:汪鸿波 费梅苹 工作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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