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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以环境问题社会成因的解释为中心
2020年06月01日 09:18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 作者:肖晨阳 陈涛 字号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真实主义;建构主义;反思现代性;生态现代化;生态马克思主义;

内容摘要: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真实主义;建构主义;反思现代性;生态现代化;生态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摘 要:理论对于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环境社会学而言,其意义更加突出。学界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开展了多维度梳理,但往往忽略了理论间的关联。围绕环境问题的机制解释维度,梳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以突显理论间的逻辑脉络。与此相关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围绕环境问题本质之争的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环境问题归因解释层面的反思现代性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规范行为解释。这些理论主张虽然不同甚至存在深刻分歧,但在对理性化主导的现代化的反思以及扩大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方面,具有理论共识。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 真实主义; 建构主义; 反思现代性; 生态现代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肖晨阳,美利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兼职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陈涛,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

  基金: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机制创新背景下环境治理的地方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BSH066);

  一、导言

  对于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来说,理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承载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共识;第二,标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争议;第三,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并使该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初入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熟悉该领域的主要理论是必需的。本文主要目的是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理解和熟悉这一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主要理论提供一个思路。

  环境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为响应公众高涨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而生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稳步发展。特别是,在2007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中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洪大用(1999)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做了整体性分析和素描,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文献。随着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界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涉及环境社会学理论起源与发展(陈阿江,2015;陈涛,2011;程鹏立、钟军,2013;范叶超,2018;林兵,2007;秦华等,2019)、具体理论的阐释与分析(马国栋,2013;王芳,2006;赵万里、蔡萍,2009)以及环境社会学理论比较(卢春天,2017;卢春天、马溯川,2017)等。这些理论梳理具有重要价值,但理论梳理的系统性特别是理论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依然不足。陈阿江(2017)主编的《环境社会学是什么?——中外学者访谈录》通过对主要环境社会学家的深度访谈,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深刻地呈现了相关理论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为研究者深入理解其理论内涵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囿于对具体环境社会学家的访谈,该书也没有勾勒理论之间的逻辑脉络。

  在梳理和阐释一个学科领域的主要理论时,通常的做法是逐一介绍主要的人物和理论。这一做法有明显的好处和用意:全面介绍,方便参考。但是,这难免会在无意中忽视理论间的联系,从而造成各个理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印象。这对初入领域的研究者会有误导的可能。美国环境社会学家Luiz Barbosa(2014)在《环境社会学二十讲》一书的第二章采取了一种更有启发性的梳理方法。Barbosa把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按照核心理论逻辑分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两大类。受其启发,本文采取聚焦环境问题理论解释的梳理策略,注重勾勒各个理论对共同议题的回答,尝试由此来突显理论间的逻辑脉络,以方便理解环境社会学相关理论的来龙去脉。

  洪大用(1999,2001)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界定指出了环境社会学的三大研究议题。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围绕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1这一主要议题梳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并据此呈现理论间的逻辑脉络。

  二、环境问题的本体论争议

  环境问题在环境社会学中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即生态学意义上的生物物理属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属性。对这两个属性强调侧重点的不同,以及两者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两个有着深刻分歧的理论阵营,即真实主义(re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一分歧深刻影响了环境社会学界对环境问题成因和有效应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环境社会学重要理论的共同背景。

  首先需要澄清,真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身并不直接指称具体的环境社会学理论,而是属于更抽象的哲学范畴。真实主义在本体论上坚持认为有客观的外在于人类观察者的现实存在,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这种本体论上的先验性论述也是科学及其实证主义范式的哲学基石。伴随这一本体论的先验论述是认识论上的可知论,即客观的外在现实是可以通过系统的考察而被人类逐步认知。建构主义可以看作是真实主义在本体论上的反面,即不认为有客观的外在现实,任何现实都不能外在于人们的解读,主客观无法清楚分割。这同样是一种先验性论述,它源自现象学注重解读的哲学传统。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不认为有现实的终极解读,也就谈不上逐步认知,带有不可知论色彩。当然,这里对真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哲学根源的概述只是概括了两个极端,学界中的实际应用往往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比如在本体论上坚持真实主义,而在认识论上持建构主义(Rosa,1998)。本文主旨不是探究二者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而是关注它们在环境社会学中的体现,核心在于如何看待环境问题的两种属性。

  环境社会学中的真实主义(环境真实主义)强调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以及将此属性直接纳入社会学考察的必要性。这一强调有其深刻的理论缘由和学科背景,其基本着眼点在于凸显生态环境的有限性。40年多前,卡顿和邓拉普基于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特别是生态学对全球生态系统危机的研究发现,警告我们社会生产的无限增长可能带来的突破地球生态承载量的危害。这一警告深刻影响了环境社会学的发展(Catton and Dunlap,1978)。邓拉普在一系列部分与卡顿合作,部分独自发表的文章中(Catton and Dunlap,1978;Dunlap and Catton,1979;Dunlap,1979;Dunlap,1980)指出,社会学的学科主体秉承他们称之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的世界观,其要义包括人类因为有文化而有别于其他生物物种,文化的演化速度远超生物特性的演化并且没有边际,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主要是社会生成的,文化演进意味着进步无极限,所有社会问题因此终将得到解决。这一世界观,配合迪尔凯姆的社会现象必须由社会事实来解释的经典论断,导致了社会学对正在发生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无视,以及对人类社会依赖生态系统这一事实的无视。为了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社会学必须扬弃迪尔凯姆的经典论断,正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而这就需要有世界观的根本变革,从人类例外主义范式向“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简称NEP2)转变。

  新生态范式的要义包括认为人类是众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物种中的一员,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并且导致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世界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存在生物物理极限。邓拉普与卡顿由此认为,环境社会学必须考察生物物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的直接影响,而不仅仅是环境议题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只把环境看作是一种外在因素(Dunlap&Catton,1979)。真实主义由此成为美国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的基石,这事实上延续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其代表人物除了邓拉普与卡顿,还包括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罗莎(Eugene Rosa)和迪茨(Thomas Dietz)等人。

  如上所述,环境真实主义直接批判的是人类例外主义宣扬的无限增长的可能。Dunlap(1980)认为主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社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大发展,整个社会对无限进步充满信心,认为无限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社会和生态问题。这种对无限增长的迷恋和追求正是眼下通行全球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想的主要观点之一。就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而言,环境真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背景下无节制的快速经济增长是环境问题的源头。正因为生态环境的有限性,环境真实主义质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强调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建构主义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文化属性,重视环境问题的区域和文化差异性以及伴随的相冲突的各方利益。环境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环境建构主义)秉承的是主流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传统,认为环境问题如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不是基于科学证据,而是代表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环境建构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理论渊源是社会学中的文化理论(Rosa,1998),其基本要义是认为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社会集体认定其有危害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主要是文化现象(一种文化中的认定过程——问题化),而不是简单的生物物理现象。需要说明的是,环境建构主义并不一定走向否定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的极端。事实上,Burningham和Cooper(1999)就认为有极端建构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的区别,而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大多数建构主义研究者都不走极端。也就是说,他们一般不在本体论上挑战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比如,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建构主义并没有持怀疑态度,其侧重点在于分析人们确信全球环境变化背后的社会因素(Buttel et al.,1990)。在Burningham和Cooper(1999)看来,环境建构主义与真实主义之争主要落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自然的或非社会的现象是否能够在社会中拥有因果效力。环境建构主义坚持认为与环境或生态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主要影响因素在于社会现实的建构方式和过程,而不必然是客观物理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二是对这些非社会的现象是否有可能做出客观的陈述。环境建构主义关注有关非社会现象的各种陈述的生成过程。由此,它把客观陈述看作是许多可能陈述的一种,并对其产生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质疑其声称的科学客观性。

  一般而言,环境建构主义虽然不否定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但是并不注重分析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而是关注社会对这些变化的陈述及其形成过程。环境建构主义也不太关注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因此也不会加入有关生态问题是否严重或急迫的争议。环境建构主义在美国广受批评,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颇有影响力。主要代表人物有巴特尔(Frederick Buttel)、汉尼根(John Hannigan)和耶利(Steven Yearley)等人。特别是,汉尼根因为从建构主义视角写作了《环境社会学》这本教材,几乎成为环境建构主义的代名词(Hannigan,2006)。具体到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而言,环境建构主义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必然是环境问题的源头,强调环境问题成因的复杂性,拒绝各种形式的还原论。同时,建构主义质疑科学的确定性。它认为真实主义过于倚重科学判断,从而有可能夸大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因此合理化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制性措施。这种国家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可能导致专家意见占据压倒性地位,从而形成对民众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和决策参与的阻碍,进而危及环境决策的民主化。它还认为,忽视环境问题的区域和文化差异会带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平对待和环境保护成本和后果的不平等分配,而这会危及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形成的全球合作。

  整体上看,环境真实主义对建构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构主义在否定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方面存在矫枉过正的可能。环境真实主义认为,科学的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向夸大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也有可能是低估。其次,低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会造成因未能及时应对而导致的巨大成本。最后,强调文化地域差异,可能导致忽视政治经济因素的巨大影响。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因素中包含了已有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会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优势地位,从而主导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使之形成有利于该群体的解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也无法保证环境决策的民主化。

  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有深刻的分歧。但是部分人士(比如Rosa and Dietz,1998)认为存在缩小分歧与增进合作的可能性,其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构主义把科学当作一个社会制度,关注其所受到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从而质疑科学结论的客观性。这种质疑不等于否定科学结论的有效性,它可以帮助真实主义有效规避滑入生物物理还原论的风险,重视环境问题同时拥有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反驳环境怀疑论,即认为环境问题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并片面强调其文化属性。同时,达成对科学的全面认识也可促使其更好地发挥功能。二是真实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系统的重视,可以帮助建构主义注意环境问题建构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而建构主义也能够揭示资本主义逐利本性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渗透。三是它们都有对社会和环境不平等的关注以及对环境政策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的坚持。建构主义能够揭示环境政策推行中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障碍,而真实主义所倡导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则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同盟,这种同盟要求有效应对各种不平等以及广泛的社会动员。

  综上所述,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直接分歧体现在如何看待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两者都不否认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但是,真实主义倾向于采纳科学的研究结论,而建构主义则质疑科学的确定性。对于环境问题之本质的不同认识,导向了二者对其社会原因的不同认定。

  三、环境问题产生机制的理论解释

  (一)反思现代性理论

  建构主义对科学确定性的质疑源自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体现在贝克和吉登斯的二次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概念(Beck,1992;吉登斯,2000;吉登斯,2016),或统称为反思现代性。必须说明的是,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是个非常宏大,历史悠久,而且仍在进行之中的讨论议题。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学的诞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进程的产物。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对这一进程进行详细的描述,仅仅围绕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这一议题做相关阐释。

  对吉登斯(2000:40-46)来说,现有的全球化之实质是现代化的延续(而不是后现代化),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向全球的持续扩散。这一现代化进程以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趋势为主要内容。理性化描绘的是西方社会的宏观上的长期趋势,在其中,传统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逐渐被替换成以科学和实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这种理性化的价值体系强调效率,即如何用最少的时间完成从起点到目标的过程,在效率观念里的是对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的强调(Barbosa,2014)。这一理性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价值体系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即社会关系的正式组织化。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的社会麦当劳化理论对此作了很好的注释。起源于美国的著名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其管理方式以高效率、可计算性、标准化以及自动化控制为主要特点。他认为,当代社会出现了整体社会的麦当劳化,即便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也以麦当劳的管理原则和逻辑进行了再组,对数量的追求弱化了对质量的重视(里茨尔,1999)。这一进程体现出一种标准化和同质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观多样性的降低过程。

  贝克和吉登斯都认为,以理性化为内涵的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和风险。其中,近期以全球化的生态风险(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显著(Barbosa,2014)。在实践层面上,已有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等,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手。吉登斯认为,对包括生态风险在内的各种危机的反思导致了社会对现有社会制度的不信任。这里可以把吉登斯的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或者称之为远距化(distanciation)和脱域(disembedding)概念作为具体例证。这两个概念出自吉登斯(2000:1-25)关于晚期现代性的时间与空间的讨论。远距化指的是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得与不在现场的人们联系成为可能,也就是社会关系的远距化。这种远距化的直接后果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原有在地的传统关系网络中脱离出来——是为脱域。远距化的社会关系的维持,需要高度依赖对陌生的无法掌控的专家(比如互联网专家)系统的信任。社会关系的脱域同时带来的是人们在认知上从在地生态环境中的脱嵌,但又没有在生物物理意义上的脱嵌。这种认知与现实的不连续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在地生态环境形成了割裂,社会的日常运行不考虑可能的生态影响,而全球化的商品流动进一步淡化了对在地生态环境的依赖的认知。这是生态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贝克(Beck,1992)的风险社会理论同样体现了反思现代性。他仔细考察了现代社会风险,将之定义为人类社会为应对现代化产生的不确定性而创造的系统性方法。这种系统的风险应对方法体现了理性化原则。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和运作带来了大量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利用核能发电。现代社会运作需要大量的能源,这使得即便是有高风险的核电都进入了决策考虑的选项中。在理性化原则主导下,应对类似核电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方式是基于概率和科学给出的研究成果计算成本收益,风险就成了一个个概率,可以通过比较进行权衡。其后果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习惯于接受带有风险的决策,也就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现代人为创造的风险极为复杂——比如核能发电和生物基因工程这样的技术风险。这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局——应对风险,我们对专家系统(科学)无比依赖;同时,因为专家系统直接催生了风险,让我们又不再信任他们。因此,贝克和吉登斯一样,认为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停地反思现有制度安排和运作的阶段。现代性往往意味着传统社会意义的丧失,后者也无法就如何应对现代风险提供指引,这就需要建构新的社会意义来填补空白,这也是反思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生态环境问题与风险在反思现代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反思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目标并不是解释环境问题,而是解释社会变迁—现代化进程的。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但为社会学理解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启发。如果聚焦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反思现代性理论的解释就是环境问题是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和运作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理性化原则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超过了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担忧;现代化进程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让位于其他被看作是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后果,比如说经济发展。既然这样,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就落在了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调整上了。这在逻辑上引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应对环境问题或曰关于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论,同样涉及环境问题的归因解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源头来自约瑟夫·胡伯、马丁·耶内克、亚瑟·摩尔和格特·斯帕加伦等欧洲学者的论述(Huber,2000;Janicke,2008;Mol,1996,2006;Mol and Sonnenfeld,2000;Spaargaren,2003;Spaargaren and Mol,1992)。如上所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受反思现代性理论的影响颇深,认为环境问题的发生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忽视造成的。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对现代化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就是发挥我们拥有的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工业生产技术对现有的生产过程进行技术改造,即“超工业化”。

  这一超工业化过程仰赖持续地反思和调整现有的生产过程,要求把环境保护纳入生产过程。根据反思现代性理论逻辑,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忽视源自理性化原则对效率的追求。换言之,考虑这种风险会降低生产效率。因此,超工业化必然不可能在工业生产内部自发地实现。对此,生态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强生态现代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政策以使超工业化变得有利可图(Christoff,1996)。与此同时,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调动市场力量,认为不可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规划而形成过度干预。当超工业化可以带来收益时,市场的调节功能配合企业的盈利动机,可推动经济部门的生态现代化改造。此外,因为政府政策制定与推行涉及资源与环保责任的分配和其中政治力量的博弈,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在决策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和纠正,以此来提升公众的政治博弈和参政议政的能力,达到决策过程中的各方力量平衡,而这有助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逻辑不仅受到反思现代性理论的影响,还与环境建构主义颇有渊源。首先,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承认环境问题的危害,但将产生原因归结于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制度的运行忽视了生态环境。换言之,这是一个失误,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和制度调适解决,而不是同环境真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它是一个结构性矛盾,是资本主义无限增长突破生态环境的极限所致。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强调政府环境政策的重要性,但其作用前提是市场机制的运行无碍。这种对市场力量的倚重通常被看作是对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的警惕以及对自下而上的公共参与的重视,而这与环境建构主义的主张一致。综合来说,它与环境建构主义一样,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环境问题发生的主因。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认为是比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率,是值得倚重的重要力量。

  生态现代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倚重,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追溯思想根源,其核心要点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强调自由竞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弱政府干预。对于政府干预,生态现代化理论内部存在争议。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只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市场的调节力量,被称为弱生态现代化。后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加入了对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政策的重视以及对市场的生态转型的探讨,是强生态现代化(Christoff,1996)。

  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从而能够进行生态友好的再次现代化这一问题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以及对之有理论影响的环境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与环境真实主义等理论有深刻的分歧。与此理论争锋阵营相关联,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回答。

作者简介

姓名:肖晨阳 陈涛 工作单位:美利坚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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