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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电影”:献礼片的新境界与可能性
2021年02月18日 10:57 来源:《电影艺术》2019年第6期 作者:饶曙光/刘婧 字号
2021年02月18日 10:57
来源:《电影艺术》2019年第6期 作者:饶曙光/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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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时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19年国庆档中,《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影片创下了逾50亿元的票房新高,成就了史上最强国庆档。影片在契合主流价值观的同时,突出了“共同体美学”特征,拓宽了“重工业电影”的发展之路。虽然在不少方面仍存在有待提升之处,但整体呈现出了“另一种电影”的可能性。而富有想象力的创意、稳定的生产格局则是确保献礼片3.0时代从2019年的“现象级”向“常态化”跃进的基础。

  关 键 词:献礼片/共同体美学/重工业电影/新常态

  作者简介:饶曙光,中国文联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兼职教授;刘婧,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上海市一流学科高水平项目支持。

  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曾提出用“速度”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去考察“速度”是如何构建出一种“环境”的,进而深入解读当下社会。此次《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国庆期间吸引的观影人次破亿,票房突破50亿元。对比往年的情况来看,献礼片的升级之速度十分惊人。

  三部献礼片之所以能成就票房惊喜,与其在平衡主流价值观和商业诉求上的努力分不开。它们提升了票房和经济指标,更实现了精神指标、思想指标和价值指标上的突破。影片在多维度上的“速度”之变,展示了别样的电影景观,也为中国电影市场、献礼影片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献礼片的历史钩沉

  用电影来庆贺重大历史节点,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早在1951年,国家便举办过“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在全国20余个城市展出了《中华儿女》(1950)等26部影片。此次展览在生产计划、展映模式、政府认可、媒体宣传和观众反馈上的摸索,首先树立了国家电影新的文化模式①,可以被看成是我国献礼片的前史。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电影创作被确立为重点项目。创作者在历史运动中摸索出了一个重要创作策略来迎接这次风潮,即“通过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故事,建构人们对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的适应和认同。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性格描写、情感经历与思想成长过程的契合,将特定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诱导的需求缝合到愉悦的欣赏过程中”②。以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为代表的35部影片得以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上展映。据统计,展览月期间共放映“献礼片”场次计10万场,观众达1.2亿人次。③1959年这次风潮,是对于献礼片创作的正式尝试。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文化部曾专门成立了专家领导小组,组织拍摄《小花》(1979)、《瞧这一家子》(1979)、《泪痕》(1980)等献礼片。随着80年代“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口号的提出,“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建立和“重大题材故事片资金”的资助,以及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和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等重要历史契机的推动,《巍巍昆仑》(1988)、《开国大典》(1989)、《开天辟地》(1991)等作品涌现了出来。这一时间的献礼片不仅数量可观,部分影片还取得过不错的票房。同时,影片也抛出了许多具体创作上的问题,“在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怎样才能处理好‘写人’和‘写史’的关系?怎样才能使影片中历史人物的活动与今天观众的思考这两者之间找到一条沟通的渠道?”④这一系列的探索,为而后的献礼片,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

  9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被“改革”二字贯穿,“广电总局3号文件”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但由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电影在创作层面仍然较为传统,导致电影市场在这一时期疲态尽显。《国歌》(1999)、《我的1919》(1999)、《横空出世》(1999)、《紧急迫降》(2000)等一大批献礼片,有的只放映一、二轮便进入电视台播放。此时,献礼片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成为重大课题、难题。

  破题的契机出现在21世纪。随着加入WTO的进程,在国有电影单位改革上,国家强调规范组建电影集团,后又推行了“试行股份制,调整产权结构”,并继续要求各地广电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电影行政管理体制。到2009年,国有电影事业单位转企改革基本完成。这项政策促使着献礼片从只呼应国家意识形态,转变为开始重视商业效应。

  与此同时,新的《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这为整个电影市场带来新气象。随着CEPA的签订,部分香港影人“北上”。香港影人复杂的身份体验以及对电影类型化、产业化、商业化的运营经验,恰好弥补了献礼片创作时易陷入空洞说教和忽视市场效益的短板。

  一系列改革通变所积蓄的力量,在2009年的献礼潮中迎来爆发。全明星、史诗格局的《建国大业》引发巨大反响,此后的《建党伟业》(2011)和《建军大业》(2017)亦沿用了该方法。《风声》(2009)和《十月围城》(2009)也让市场感受到了香港影人带来的惊喜。这一年电影界意识到,“献礼未必就只能是好人好事、歌功颂德,如果能够创造全民快乐、全民励志、全民兴奋的氛围,也是一种有效甚至更有效的献礼”⑤。献礼片在类型化和商业化的逐步提升由此开始。

  2019年国庆档,献礼片创作则呈现出历史的新高潮。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的内容层面上,能够看到对类型融合的尝试、对明星制的践行;而影片背后集结的近90家出品单位,可以窥见当年机制改革的成效;由刘伟强和李仁港两位香港导演执导重大献礼片,亦是CEPA协定带来的新可能。

  基于“共同体美学”的共时性推力

  成就史上最强国庆档,要重视献礼片的历时性演变,更不能忽视共时性因素的助推。尤为关键的是,影片中内蕴的“共同体美学”,建立了一个关于情感上共鸣、价值观上认同、制作上互联互通、接受上对话交流的体系。

  社会学家滕尼斯把“共同体”归纳为三种基本形式,即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血缘共同体,源于邻里关系的地缘共同体和基于宗教、友谊或同志式关系的精神共同体。《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在内容层面内嵌入了三种“共同体”,并进而达成情感共鸣,价值与文化认同。

  营造精神共同体是影片最常用的方式。《我和我的祖国》中因为对国家的信仰,不同时代的国人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中国机长》则用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的顺利返航,诠释了航空人员的职业精神和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攀登者》以“为国登顶,寸土不让”为口号,演绎了中国登山队为祖国而挑战极限的荣耀。仁爱、自强、团结、牺牲等渊源流传的民族精神,都被整合到影片之中,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⑥这种精神图景和具体文本的结合,可以深入观众的内心(所谓走心),有效避免了说教、高大上乃至假大空。

  受传统影响,中国社会中的血缘共同体往往担负着维持生活、保护成员、联系情感的责任。《北京你好》篇便以一张奥运会开幕式门票,作为的哥张北京和儿子关系变化的细节载体;《白昼流星》篇刻画的则是沃德乐和哈扎布在迷途中相互支持的兄弟之情;《中国机长》在影片伊始便铺陈了机长刘长健对女儿生日宴的重视,其能在万米高空临危不乱,也有着对于家庭和女儿的牵挂。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理念将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地缘共同体亦是通过人和地的故事来达成共鸣。《我和我的祖国》设计了《夺冠》篇、《回归》篇、《北京你好》篇、《白昼流星》篇等具有明显不同地域色彩的故事,分别展示上海的拥挤弄堂、香港的珠江风情、北京的奥运盛况和四子王旗的广袤无垠,这样的差异化表达能吸引相应的观众进入不同的地缘共同体中。《夺冠》展现了弄堂居民们为了见证女排夺冠瞬间的齐心协力;《回归》则凸显了“东方之珠”的变化和华哥一家对回归的渴望;通过奥运来描摹北京的《北京你好》通过“张北京”和汶川男孩的故事,勾连起2008年两大历史事件;《白昼流星》暗示着沙漠中的四子王旗因政策扶贫而发生蜕变的可能。

  相较于以往献礼片通过宏大事件和伟人领袖的故事来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本次国庆档影片则让艺术手法与精神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的内容互嵌,既有针对性的进行差异化表达,又因为主流价值和个体体验的融合达成了情感上的“最大公约数”。

  除了纵向传承的民族精神,横向连接当下的时代精神也是“共同体美学”的组成部分。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工匠精神”,成为了电影创作的风向标。“工匠精神”的内涵和功能指向是,“试图以‘德艺’‘创意’及‘师道’等哲理内蕴冲淡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浮躁气息,在烙有互联网气质、商业精神的消费时代推崇和呼唤匠人精神,以期能够与当下倡导的绿色经济、供给侧改革、文化自信等战略命题中所内蕴的‘强国’观念达成契合。”⑦今年国庆的献礼片都从供给侧发力,落实了文化创意和技术创新,满足着多元的电影市场。《我和我的祖国》说“人”,以七个短片的形式,讲述了不同时代个体际遇和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中国机长》看“天”,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融入了灾难片的类型元素;《攀登者》登“山”,首度揭秘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经历,极具冒险色彩。三部影片都按照“重工业电影”水准打造,在制作流程和视听呈现上有了新的突破。“工匠精神”敦促创作者打造出高品质的献礼片。

  诚如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钟惦棐先生的观点,电影美学“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了这个,便丢掉了一切”⑧。献礼片除了叙事和影像外,最重要的是重视并契合主流社会中观众的心理及愿望。根据《2018年电影人群研究报告》显示,核心观影人群的年龄在18-24岁,他们与互联网共同成长,因此,“网感是对网生代受众审美旨趣和文化消费的匹配乃至因应”⑨。《我和我的祖国》每个故事平均时长不超过半小时,这种叙事节奏非常符合网络内容的“短平快”特性,跟主体观影人群的观看习惯贴合。而随着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媒介事件和文化现象。《中国机长》非常巧妙地在乘客人物群像中设计了一个直播自己行程的女主播,观照到了时下的热点。

  另外一个需要再次探讨的观影心理便是明星制,在当代,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仰视和被仰视”的垂直传播关系。亨利·詹金斯曾提醒公众意识到粉丝文化的丰富性: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其对于明星或文本的意见,已经在影响电影的创作。同样是全明星阵容和启用青年偶像,今年已经鲜有关于“数星星”和“小鲜肉”的争议。这与明星们不断在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磨炼分不开,同时也要看到“粉丝文化意义的偶像明星,经过粉丝们的长期共同努力,也开始参与到国家的主流话语建构并进入主流社会,这既是偶像明星的成功,也是粉丝的集体成功”⑩。这样一种“成功”,亦是创作方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把握。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于9月30日正式上映后,青年观众聚集地——哔哩哔哩网站也在当天上线了《〈我和我的祖国〉电影幕后纪实节目》,第一期节目已经有1282万人观看过,并且评分高达9.6分。这样的高收视和高口碑并不是偶然,“共青团中央”自2017年入驻该网站以来,粉丝已经达到了514.5万人。这种文化症候已经透露出,当代青年受众对于主流文化的主动关注和接纳。

  中国电影和本土观众的契约关系和情感互动,决定着中国电影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采取多种方式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是大势所趋,“通过这种艺术的、美学的、在游戏或仪式中完成的‘文化内部对话’,可能为我们的社会生产出某些艺术趣味和观念上的相对共识”(11)。今年国庆档献礼片的热潮便有赖于此种“相对共识”的达成——影片在基于“共同体美学”的内容表达体系时,吸引观众真正关注和加入“共同体”之中,而不是停留于迎合,这为献礼片如何加深与观众契约关系做出了示范。

  “重工业电影”再出发

  中国电影市场的摸索经历过对标国际的“高概念电影”、弥合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的“主流商业大片”,以及内涵升级的“新主流大片”……以上各有侧重点的探讨其实都可见国内电影市场对于电影工业化的渴求,而“重工业电影”的市场诉求、产业逻辑、质量和价值取向都能确保中国电影“在生动显映出社会情绪、价值理想、审美情趣、时代风尚及伦理道德的同时,也会在工业生产和技术应用上滋养出创造之美和风格之美,试图摆脱粗鄙化、狂欢化怪圈的桎梏,并在类型现代化和生产标准化的基础上探求中国电影的稳定性且可持续的发展思路”(12)。此次国庆档的三部献礼片便是对理论的践行,是“重工业电影”的再出发与新拓展。

  中国电影的工业化程度要逐步从低层次迈向高层次,这其中的首要前提,便是拥有一支专业型、创意型的电影人才队伍。今年献礼片的导演群体构成,透露出人才崛起的希望。《我和我的祖国》由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一批青中老结合的优秀导演联合执导。此外,香港导演刘伟强、李仁港也通过《中国机长》和《攀登者》带来了别样风景。

  香港影人经由片场时代的训练,擅长直接对接产业和工业。除了已经执导过主旋律影片的徐克、林超贤、陈可辛等人外,此次国庆档中,刘伟强和李仁港带来的“港味”美学和制作经验能给到当下电影人才培养和电影创作以启迪。对于“港味”美学,学者赵卫防总结了“以人本为中心”“明星制下的类型化路线”‘题材和形式的极致化表达”“优生态创作链”(13)四大特征。尤其是在“以人本为中心”上,两位导演的设计均十分突出。

  打造“重工业电影”,整个工业流程的专业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同样是中国电影升级换代的重要一环。《中国机长》将原本实际只有34分钟的应急历程扩容到111分钟,刘伟强为了进一步加强戏剧冲突和提升视听观感,在基于航班实际返航的真实情况下,还特意增加了雷雨云的设计,让情节险象环生、一波三折,极具灾难片的紧张感。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飞机在高空的颠簸状态,影片出品方投入3000万元,以1:1的比例打造了一台模拟机并且能以不同频率俯仰、翻滚、颠簸。影片谨遵类型片要求,并且重细节、快节奏,视听观感强。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产品必须以质取胜,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下“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14),事件的传播方式和效果都在变化之中,“注意力”成为了争相抢夺的资源,电影的宣发至关重要。《我和我的祖国》早在制作初期,便与《时尚芭莎》合作,拍摄了一组导演时尚大片,以“导演天团”的宣传方式开始了符合青年观众审美的预热。自7月开始,影片以每周一次的频率,逐步释放各故事的预告或特辑。9月24日,在离影片上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又发布了王菲演唱的电影主题曲。凭借着王菲的明星号召力和歌曲一改以往字正腔圆的轻盈唱法,观众对于影片的好感度和好奇度一再提升;《中国机长》选择了在飞行中的四川航空3U8803航班上举办首映礼,既呼应了影片内容,又主打沉浸式体验;《攀登者》则从短视频平台入手,发布了众多幕后花絮,让影片得以在全民娱乐的方式中下沉到市场。

  2019年国庆档的火爆离不开新中国华诞70周年的“天时”,高涨爱国热情带来的“人和”,国内逐渐成熟起来的档期意识也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契机。从2009年《建国大业》开始,国庆档被重视起来。2009年到2013年的国庆档主要以动作、悬疑和奇幻等视听奇观类影片为主,如2009年的《风声》,2010年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和《剑雨》,2011年的《画壁》和《白蛇传说》,2012年的《太极1:从零开始》以及2013年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从2014年开始,国庆档的热门影片则转以喜剧为主,《心花路放》(2014)、《夏洛特烦恼》(2015)、《羞羞的铁拳》(2017)、《李茶的姑妈》(2018)皆是其中代表。其中也有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和2017年的《空天猎》在有意识地创作更符合国庆氛围的内容。国庆档已经在长达十年的培育中被激活,直至今年迎来高峰。

  人才、技术之外的资本力量,在今年的献礼片中显得尤为突出。虽然中国电影市场曾一度被资本裹挟,数量型、粗放式和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导致了市场的疲软。但实现电影产业的大繁荣,规避市场不稳定因素以及资本的通力合作是必备的战略资源。《我和我的祖国》是此次献礼片中出品方和联合出品方最多的,包括了华夏电影发行、博纳影业、阿里巴巴影业、光线影业、腾讯影业、华谊兄弟等48家公司;《攀登者》出品方为上海电影集团,联合出品方包括了华谊兄弟、北京文化、阿里巴巴影业、文投控股等27家公司;《中国机长》由博纳影业、阿里巴巴影业、华夏电影发行出品,联合出品方包括了万达影视、峨眉电影集团、幸福蓝海影业等17家公司。综合来看,其中不仅有以华夏和上影这样的“国家队”,也有博纳、华谊、光线等传统民营影视公司,还有依托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起来的阿里巴巴和腾讯,这种“强强联合”能保证献礼片的资源对接更为顺畅,也极大刺激了未来献礼片的多维发展。

  “重工业电影”对工业水准、产业链条、资本合作上的强调,亦会常常引发人们担忧“重技术而轻故事”。电影的第一重空间能倚靠技术和创意,但在精神的第二重空间上需要“从电影与市场语境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角度去重新发现和合理把握发展的规律”(15)。实际上,“重工业电影”恰恰是基于中国电影的内生性需求而崛起的,它有着自己的市场诉求和产业逻辑,也深切呼应着国家的“供给侧改革”“中国梦”“电影强国”等理念,且已经逐步在“共同体美学”的诉求下进行价值深耕。

  献礼片3.0时代的使命:集大成和常态化

  献礼片从1959年《五朵金花》“不喊口号”的目标开始,经历了1989年《开国大典》讲述伟人平凡故事的1.0时代,到2009年《建国大业》商业化实践的2.0时代,再到今年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3.0时代。献礼片票房和口碑的逐步提高,显示了电影的另一种可能性。要用历史的、人民的、美学的、经济的眼光来审视献礼片的3.0时代,更要在观照国家、社会、文化、科技、艺术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让献礼片现象集大成并进而常态化。

  中国电影一直选择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迥异的阶段性特征,推动了多元创作范式的生成,形塑了以‘守正创新、通变集成’为特征的美学品格和演进趋势”(16)。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十九大报告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2035年实现电影强国的目标也于今年被正式提出。中国电影必须在守正、创新、通变的基础上集历史和现实力量之大成,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电影多样化和差异化的需求。

  今年的国庆档在为祖国献礼的“主旋律”中有了“多声部”的协奏,恰如钟惦棐先生提到过的“用和弦代替单音,在电影题材内容上,样式及片种上,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甚至渴求。”(17)虽然此次献礼片的类型趋势和商业运作突出,但要达成电影艺术上的“和弦”,仅有这三部影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影片的人物群像戏线索铺陈过多、情感主题过密、“爱情戏”主次不分等消减了观众的感受而遭到不断“吐槽”,其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节奏问题、技术达成与现实情况不符的逻辑问题等都有待改进。

  中国电影正处于由“产业黄金十年”迈向“创作黄金十年”的关键节点,“共同体美学”中的精神图景和情感共鸣,加深并且拓展了电影与观众的契约关系。“重工业电影”则在人才、类型、产业链、资本等层面的实践中保证电影提质增效和升级换代。富有想象力的创意、稳定的生产格局才能确保献礼片的3.0时代从2019年的“现象级”向“常态化”跃进,“另一种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才会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可能性。

  注释:

  ①虞吉.“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新中国电影文化模式与叙事范式的创生.文艺研究.2014,(3):83—90.

  ②钟大丰.国庆献礼片60年巡礼(1949-2009).电影艺术,2009,(5):5—13.

  ③国产新片展览轰动全国城乡文汇报,1959-10-27.

  ④钟艺兵.贵在使人警醒——看影片《开国大典》,电影艺术.1989,(10):9—14.

  ⑤尹鸿.探索商业与美学的平衡——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备忘,当代电影,2010,(3):4—11.

  ⑥贾磊磊.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论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当代电影.2007.(5):24—28.

  ⑦饶曙光.李国聪.创意无限与工匠精神: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电影艺术,2017.(4):49—56.

  ⑧钟惦棐.电影的锣鼓.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53.

  ⑨周云倩.常嘉轩.网感:网剧的核心要素及其特性.江西社会科学,2018,(3):233—239.

  ⑩孙佳山,三十年“主旋律”的历史临界及其未来,电影艺术.2017,(6):74-79.

  (11)郝建.邓双林.主旋律电影创作与阐释的“主流化”趋向.文艺研究,2010.(6):26—32.

  (12)饶曙光.李国聪.“重工业电影”及其美学:理论与实践.当代电影,2018,(4):102—108.

  (13)赵卫防.娱乐启蒙、类型规范与“港味”美学中国文艺评论,2017,(6):21—29.

  (14)[美]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胡泳.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4.

  (15)丁亚平.逆命题与第二重空间的建构——当前中国电影的问题、内容生产与本质.当代电影,2016,(10):27—32.

  (16)饶曙光.守正创新通变集成——新中国电影70年的历史与美学.电影艺术,2019,(5):3—11.

  (17)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文学评论,1979,(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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