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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和“联语”的当代阐释 ——兼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
2021年02月07日 09:40 来源:《当代修辞学》2020年第1期 作者:沈家煊 字号
2021年02月07日 09:40
来源:《当代修辞学》2020年第1期 作者:沈家煊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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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互文”和“联语”,用当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和阐释,详细说明汉语的组织构造和传情达意具有“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的性质。互文和联语源自语言的原生形态“对话”,受语言处理效率的驱动,因此也是中西相通、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的一部分。

  关 键 词:互文;联语;平行处理;动态处理

  作者简介:沈家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089)。 

  本文拟对“互文”和“联语”这两个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用当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和阐释,借以说明汉语的组织构造和传情达意具有“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的性质。

  一、“互文”和“平行处理”

  互文也叫“互文见义”,过去认为是古诗文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解释是“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具体指,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一事,实际是上文里含有下文将要出现的词,下文里含有上文已经出现的词,互相阐发和补充,说的是一件事,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文心雕龙·丽辞》)。句内、句间、隔句都能互文:

  句内互文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

  句间互文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孔雀东南飞》)

  隔句互文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王勃《滕王阁序》)

  排句互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辞》)

  互文并不限于古诗文,大量的四字语是互文,含各种结构关系,是最常见、最稳定的互文形式:

  男欢女爱(主谓)捕风捉影(动宾)赶尽杀绝(动补)

  油嘴滑舌(定中)横冲直撞(状中)牛鬼蛇神(并列)

  互文是语言学中的“量子纠缠”:“男欢女爱”,“男”和“女”,“欢”和“爱”,虽然隔开,但是“纠缠”在一起,不能单独描述,只能作为整体来看待。“你来我往”不等于“你来+我往”,也不等于“你我+来往”,意义只有用一个二维度的矩阵才能表示,横向接续关系,纵向选择关系:

  

  “你死我活”,跟“薛定谔的猫”一样,“你我”都处在“死”和“活”的叠加态。Bruza et al.(2009)通过词汇联想的心理实验发现,人的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具有类似量子纠缠的性质,量子论可能为新的人类认知和信息处理模型提供理论基础。

  互文四字语能产性极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的有“风情月债、女怨男痴、歪心邪意、抖肠搜肺、灸胃扇肝、喷酒供饭、国贼禄蠹”(郭绍虞1979)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创的有“深耕细作、学懂弄通、兴无灭资、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等等,最近餐馆开展“明灶亮厨”活动,公安实施“扫黄除黑”行动,外交奉行“互利共赢”政策。还有大量的俗语、谚语、惯用语是口头常说的互文:

  来无影去无踪|你一言我一语|前怕狼后怕虎|说一千道一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汉语的互文大多不能直接翻译成英文,例如:

  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岂可束手待毙?(《三国演义》)

  Shall we fold our arms and wait to be slain when the enemy is already at the city gate?

  “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要是译成“when the enemy's soldiers are already at the city gate and their generals already by the trench”,不仅累赘而且曲解了互文的原义。传统所说的互文已经超越短语、单句、复句的区别,包含主谓、动宾、偏正等各种结构关系,覆盖雅俗等多种语体。

  广义互文(对言)

  狭义的互文是上下文里有部分可以互换的字词,“天不怕地不怕”,“天”和“地”可以互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和“覆”、“云”和“雨”都可以互换。广义的互文没有这个限制,没有字词可以互换,但是仍然两句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意思,或强调一个意思,单说其中一部分意思不明或不显,这样的四字语也多不胜举,如“上行下效,花好月圆,正大光明,天高地远”等。广义互文是更常见的互文:

  高不成,低不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不信由他不信,事实总是事实|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广义互文是上文含有下文的全部,下文含有上文的全部,可以“对言”或“对言见义”称之;狭义互文是对言的一种。有的对言是正反对,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有的对言是类比对,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的对言是同义反复,如“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对言能表达因果、承接、转折、假设等多种语义关系,这样的对言过去叫“流水对”:

  眼不见心不烦|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果)

  活到老学到老|既来之则安之(承接)

  创业易守业难|挂羊头卖狗肉(转折)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假设)

  重叠式四字语属于同义反复的互文,互文四字语中有许多跟重叠四字语十分接近,是重叠四字语的变异形式,例如:

  

  看数量重叠式“一个一个”如何变化成各种四字互文:

  一个一个(数量重叠) 七家八家(异数同名)

  七个八个(异数同量) 三番五次(异数异量)

  一丝一毫(同数异量) 丈一丈二(同量异数)

  一头一脸(同数异名) 石一石二(同名异量)

  可以说。重叠和重复有区别,但是也没有明确的分界,重复也是互文:

  吃着吃着就倒下了。(重复)

  吃着喝着就倒下了。(互文)

  再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重复)

  再忍一会儿,再挺一会儿。(互文)

  不带啥不带啥也捆了个大行李。(重复)

  不带这不带那也捆了个大行李。(互文)

  重叠和重复统称“重言”,都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互文对言。所谓的“动词拷贝”句式,例如“喝酒喝醉、骑马骑累、读书读傻”,其实跟“靠山吃山、听之任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未起“名词拷贝式”的名称)一样,都是互文见义。

  互文的普遍性

  互文的普遍性超出上面所说的广义互文。汉语的复合词或复合字组(以双音为主)其实也都是互文对言。并列关系的不用说,可以把四字互文看作复字互文的放大版、充盈版,例如“你来我往”是“来往”的放大版、充盈版:

  

  互文就是用组合序列表示类聚关系或选择关系。排句互文如“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就是“东西南北”这种排字互文直接的放大充盈。必须要说的是,非并列的复合字组也具有互文性,这是当代语言学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认识,如:

  

  “老”的意义是与“幼”相对还是与“嫩”相对,“伏”的意义是趴伏还是降伏,是它跟搭配的字互文才显现的。同样,“白、走”的意义也都是通过搭配的对字明了的。“打扫、恢复”与宾语的语义关系要靠互文推定。名词“水”哪一方面的“物性”得以凸显,是通过搭配的动词实现的,动词“葬”的词义,具体到怎么个葬法,也是通过搭配的名词得以理解的。

  构词法,汉语以复合为主,印欧语以派生为主,这是常识。派生构词,英语如wide→width,long→length,short-→shorten,large→enlarge,只需两个语素简单相加,意义是透明的;复合构词,首先是并列式的,如“宽窄、长短”,其次是非并列式的,如“老骥、伏虎、水运、放大”,就不是简单相加,意义不那么透明,要靠互文见义。中国人的心目中复合词是由“成对”字构成的,不像英语派生词的词根和词缀“不成对”,可见互文见义在汉语里从构词就已经开始。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双音化不分虚实都是“对言化”,如“友→朋友,敲→敲打,美→美丽,已→已经,究→究竟,毁→弄坏,死→害死”等。。双音化大大扩展了互文对言的范围,使互文对言的形式更加多样化,由此生发的变异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如果承认汉语的语法是以对言格式为本,汉语语法是对言语法,那么

  汉语不仅“对言见义”,而且“对言完形”,形式上完好的结构是对言格式。单言在形式上站不住,对言才站得住,例如“高一脚”站不住,要说“高一脚低一脚”,“人不人”站不住,要说“人不人鬼不鬼”,这已经是语法常识。不能单说的语素进入对举格式就不受不能单说的限制,如“胜不骄败不馁”里的“骄”和“败”,“你一言我一语”里的“言”和“语”。近来成为韵律语法学讨论热点的单双音节组配问题,也属于对言完形。单对单、双对双这样“成对”的都站得住,单对双、双对单“不成对”就经常站不住,尽管在表义上不成问题:

  

  上面的例子表明,成对和不成对的区分贯通所有结构类型(王远杰2018),这表明汉语以对称为本,

  互文对言的格式是缩放型的,缩小可至复合二字组,放大可至复句、段落,甚至语篇。从“老骥”这一复字互文放大,得到单句、复句、段落:

  

  注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是按照英语的主谓句切分为“老骥,伏枥(而)志在千里”,而是按照互文对言的方式切分的。放大到第4层还是互文见义,不仅“烈士暮年”与“壮心不已”的关系必须通过跟“老骥伏枥”与“志在千里”的关系比对后才得以表达和理解,反过来也一样,不然“骥”怎么谈得上“志在”呢?当然这是最匀称、节奏感最强的对言形式,实际言语会有很多变化,三字组五字组从二字组和四字组变化而来,七字组九字组从八字组变化而成,虽然有这种种变化,这个缩放型的对言互文格式是主干,变化都是在这个主干上生发的。,这就应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说”,符号的意义就是在文本的“互文性”中不断生成和理解的。(克里斯蒂娃2016:12)

  互文的来源

  互文对言来自对话,对话是双方的互动,互动性是对话的根本特性。

  单木不成林,单言不成话,这当中蕴含深刻的道理。单说站不住的,在对话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能站住,加句尾语气词也能站住,如:

  

  对举、问答、语气词都有完形作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机理是什么?回答只能是:对言见义完形植根于语言的对话性和互动性。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认知,与“互动语言学”交汇,共同关注在对话和互动的情景中如何协同行动和相互理解。Du Bois(2014)提出构建“对话句法”(dialogic syntax)的设想,其核心概念是“平行结构”(parallelism)和“共鸣”(resonance),指对话中选择性地重复对方刚说过的话,催化激活双方的亲和性,不仅实现互相理解,还产生情绪上的和谐共振,“将心比心,心心相印”。举例,妻子Joanne在批评自己的母亲后与丈夫Ken对话:

  

  双方说的话有一种“镜式结构映射”,代词主语对代词主语,系词谓语对系词谓语,副词性成分对副词性成分,代词宾语对代词宾语,称呼对称呼,甚至连句末的语调也对应,这种形式对应象征意义,从而产生夫妻之间的情感共鸣。我们有一个汉语夫妻对话的实例(于晖提供),很有意思,妻子见丈夫老在挥手驱赶什么,与他对话:

  妻子:你是蚊子吧?

  丈夫:我不是蚊子。

  于是夫妻二人相视大笑。对话的重复和对应不仅是词汇的、句式的,还是韵律的、语调的,都起到增进互动、引发共鸣的作用。对话的“共鸣原则”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一样都是普遍适用的语用原则。总之“对话句法”超越“线性句法”,试图揭示一种更高层次的对称耦合结构(structural coupling)。

  这个研究方向突破西方传统的句法研究,意义重大,但是“对话句法”的构建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主要依据英语语料,还没有完全超越主谓结构,也没有考察对话的平行结构跟独白语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有它的局限性。从汉语来看,“对言”这个概念既指“对话”又指“对偶”(包含对称、对照、对比、对应),对话的平行对称直接反映在语篇的平行对偶上,而且大大超出主谓结构的范围,因此研究汉语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有广阔的前景和更加重要的意义。对话中重复或部分重复对方刚说的话,这不仅在汉语对话里特别常见,而且直接形成独白中的互文表达,例如:

  

  对话的选择性重复还是影响语言系统演变的一个关键驱动力,例如最近频繁出现的“被自杀”之类的说法,“被”字进一步虚化进入“元语”用法,就来自对话的引语,是对话的引用重复激发强烈情感共振的好例子:

  警察:你父亲是自杀的。

  某女:我父亲是被自杀。

  →不是自杀,是被自杀。(正反对言)

  表程度的复合副词“好不”(如“好不容易”)也是这么形成的(沈家煊1999:7.2)。汉语的互文对言格式、特别是四言格的成因,参看沈家煊(2019)。

  语言的组织构造就其本质而言一定是极其简单的。“生成语法”的新进展是,在句法操作上用“合并”(merge)取代“移位”(move)。乔姆斯基认为合并很可能是一种最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句法计算操作,就是两个要素X和Y并合(不讲次序)产生集合{X,Y}。之后Citko(2005)进一步提出“平行合并说”,论证这在理论上是逻辑的必然,而且能更好地解决许多句式过去难以解决的生成问题,包括连动句、兼语句、驴子句等等。例如汉语的连动式兼语句“买一份报看”,吕叔湘(1979:84)早就指出难以采用二分法来分析,平行合并处理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图示如下(转引自叶狂2018):

  

  中枢成分(pivot)“一份报”处在共享成分平面上,它既与前面的成分“买”合并又与后面的成分“看”合并,这两个合并是的。从上图可以看出,平行合并实际是把合并操作从二维平面(基本小句结构)推广到了三维立体。合并对结构没有规定,任何成分都可以充当中枢参与到平行合并中来,这就取消了生成语法曾经提出的通过复制来实现移位的操作,从而使句法变得更加简单。

  上面图示的那个三维模型是不对称的“一头重”,共享成分在次平面上,只有半面,而且主平面的基本小句结构还是以主谓结构为主干,属于非对称的递归结构。对汉语大量的互文对言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对称的三维模型。以“你来我往”为例,“你来”的合并和“我往”的合并是平行的,而且“你我”和“来往”二者互为中枢、互为共享成分,两个平面不分主次:

  

  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处理方式一样。这个对称的三维模型能涵盖不对称的三维模型,因此也能解决递系句的生成问题,还能更好地适应“汉语式驴子句”的生成问题。英语式驴子句如“Whoever ownsa donkey beats it”,汉语的相应表达是“谁有驴,谁打驴”这样的互文对言式,其中两个同形疑问代词呈对称性“互相约束”(reciprocalbinding)。这种对言式在印欧语中也有,但不是主流说法。汉语式驴子句不仅以互文对言式为习惯表达方式,而且互相约束的同形疑问代词出现的位置有多种可能,例如:

  有什么吃什么(abcb) 谁有钱谁请客(abac)

  轮到谁谁请客(abbc) 哪里苦去哪里(abca)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自己的嘴巴,自己管不住”等是广义的驴子句,驴子句只是互文对言句式的一种。这对生成语法经典框架内的平行合并说是一个挑战。然而更重要的是,“合并”这个概念不足以处理互文现象,因为“你来我往”不是简单的1+1或2+2的合并,而是互文见义,要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两个组成部分不能割裂开来。Jackendoff(2011)提出,大脑对语言的组合操作,其特性是“统合”(unification)而不是“合并”。他举例:

  *John drank the apple.

  John drank it.

  英语这种词项搭配的选择限制只能用统合来解释:drank it,it本身并没有流汁的意义,是跟drank互文才获得这个意义的。本文也已指出,汉语“老骥”和“老筍”,“伏枥”和“伏虎”,“老”和“伏”的意义都是跟搭配的字互文显现的。

  如果说处理是计算,那么平行处理需要平行计算。对于传统计算机来说,它处理的通常是二进制码信息,比特(bit)是信息的最小单位,它要么是0,要么是1,对应于电路的开或关。在量子计算机里,一个比特不仅只有0或1的可能性,它更可以表示一个0和1的叠加,可以同时记录0和1,这样的比特可称作“量子比特”(qubit)。假如计算机读入了一个10比特的信息,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10位的二进制数(比方说1010101010),事实上因为每个比特都处在0和1的叠加态,计算机处理的是个10位数的叠加。换句话说,同样是读入10比特的信息,传统计算机只能处理一个10位的二进制数,而量子计算机则可以平行处理个这样的数。(曹天元2006:253-254)从量子计算看,汉语的复合字如“来往”是一个量子,“来”=0,“往”=1,“来往”同时代表了0和1,是0和1的叠加,因此是一个量子比特的信息单位。汉语以互文对言为本,非量子计算无从处理。

  非线性递归

  关于语言结构的递归性(recursion),正统的生成语法认为它是人类的天赋语言能力,然而Jackendoff(2011)指出,下面的视觉图形(笔者稍作简化)也存在结构递归性:

  

  这个图形可以看作:每行4个X或4个O,先由两行组成一个含8个项目的单位,两个这样的单位组成一个较大的单位(含16个项目),这些较大的单位又构成一个2×2的矩阵,而且可以不断地放大扩展下去。虽然每行没有结构中心,项目不分主次,不是二分结构,但是显然存在结构递归性。线性的结构递归无法涵盖这种二维的非线性结构递归。汉语的互文对言格式是缩放型的,如从“老骥”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再举一例: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

  舐痔结驷,正色徒行。伛偻名势,抚拍豪强。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

  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赵壹《刺世疾邪赋》)

  “二二得四、四四十六、二四得八、八八六十四”,这就是汉语语篇的缩放型对言格式,

  二、“联语”和“动态处理”

  联语更常见的名称是顶真、续麻,也叫蝉联、联珠、连环,过去认为是一种修辞格,指上一句末尾作为下一句开头,首尾相重,形成一种链式序列,前后意思紧扣,气势连贯而下,有“历历如贯珠”的节奏美。联语见于句内、句间、段间,描叙事物情境的递承关系,推论事理的因果连锁关系,都离不开联语。联语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等:

  

  联语运用到极致的例子:

  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马致远《汉宫秋》剧)

  老猫老猫,上树摘桃。一摘两筐,送给老张。老张不要,气得上吊。上吊不死,气得烧纸。烧纸不着,气得摔瓢。摔瓢不破,气得推磨。推磨不转,气得做饭。做饭不熟,气得宰牛。宰牛没血,气得打铁。打铁没风,气得撞钟。撞钟不响,气得老张乱嚷!(《北平歌谣·老张》)

  联语分布面广,而且各种语体都有,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1959年上海《解放日报》)

  骆驼进万家,万家欢乐多。(骆驼牌电扇广告词)

  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第五层,五层宝塔廿只角,廿只角上挂金铃……(《金陵塔》上海说唱曲艺作品)

  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放大了看,联语还见于语篇,章回小说每一回的开头是“话说……”,就是重复并接着上一回的话头往下续说。联语在汉语里只要求首尾相重,不受其他形式束缚,不论词性,不分词、短语、小句,包容各种语法关系,甚至只要谐音就行,如江浙一带的“对子式”游戏,叫“接麻”:

  倷姓啥?我姓白。白个啥?白牡丹。丹啥个?丹心轴。轴个啥?轴子。子啥个?……

  联语就是一个个“对子”的链接,叫“链接对”,“我銮舆,返咸阳”一个对子,链接下一个对子“返咸阳,过宫墙”,又链接下一个对子“过宫墙,绕回廊”。每个链接对是“起说-续说对”,简称“起续对”,前一对的“续”兼为后一对的“起”。

  广义递系式

  把联语只看作修辞手段,这种看法过于狭隘,,这可以从联语和递系式的关系来说明。

  递系式是紧缩的联语格式。例如:

  你通知他,他来开会。(联语) 你通知他来开会。(递系式)

  我托你,你带给他。(联语) 我托你带给他。(递系式)

  联语中邻接的同形语词合并后就成为递系式。递系式的名称取“递相连系”之意,后来改叫兼语式,是受主-动-宾结构分析法的影响(说前一个动词的宾语兼为后一个动词的主语),如果摆脱这个影响,还是叫递系式好,因为连系项并不受词性和句法成分类别的限制。王力先生说,“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这个思想在《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里都有表述,表述的重点在后一句,递系式正是按这一思想提出来的。受印欧语主谓结构观念的支配,有人想取消递系式,但一直没有取消得了。后来的进展不是取消递系式而是递系式的泛化。吕叔湘(1979:85)说,“我有一期画报丢了”,通常说是连动式,不叫兼语式,因为“一期画报”是受事不是施事,但是句子里还可以有别的关系,如:

  我有办法叫他来。(工具) 你完全有理由拒绝。(理由)

  我这儿有人说着话呢。(交与) 我们有时间做,可是没有地方放。(时间地点)

  吕先生因此主张把兼语式和连动式都放在“动词之后”这个总问题里来考虑。朱德熙(1982:第十二章)也提出兼语式应跟连动式合并为一,统称为连谓式,合并的理由很简单,汉语的主语不是以施事为主,不能因为中间的名词指施事就说是兼语式、不指施事的就看成连动式。然而递系式的范围完全有理由还可继续扩大。王力(1984:133-144)论述的递系式范围更广,界定为“凡句中包含着两次联系,其初系谓语的一部分或全部分即用为次系的主语者”。按照这个界定,递系式还包括:

  我谢你。(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

  我的不巧了。(我来的+来的不巧)

  他得太晚了。(他到得+到得太晚)

  划线的词语尽管是动词性词语,但也是连系项,“来”“到”后的附词“得(的)”相当于古汉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里的“也”字。也就是说,王先生认为连系项不仅是名词性词语,也可以是其他词语,包括动词性词语。没有理由阻止这样的分析,因为汉语的动词本来可以做主语(实为话题),联语和同形合并不受词性的限制:

  双心一影俱回翔,吐情寄莫忘。

  翡翠群不息,愿在人间比长翼。(沈约《四时白纻歌五首》)

  “君”是名词,“飞”是动词,这没有关系,合并紧缩后是“吐情寄君莫忘”和“翡翠群飞不息”。

  谁重断蛇剑,致未听。(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致君未听

  粝食拥败絮,苦过冬。(唐·裴说《冬日作》)→苦吟过冬

  因此,广义的递系式不限于:

  星垂平野阔。←星垂平野,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月涌大江,大江流。

  飘零为客久。←飘零为客,为客久。

  江雨夜闻多。←江雨夜闻,夜闻多。

  还包括谓语是动补或动宾结构的句子:

  枪声响不绝。←枪声响,响不绝。

  大风刮山头。←大风刮,刮山头。

  从汉语的流水句是可断可连的零句着眼,流水句的链接有松、紧两种形式,松式的同形部分合并,成为紧式。松式是联语式,紧式是递系式。

  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联语式)→我銮舆,返咸阳,过宫墙,绕回廊,近椒房。(递系式)

  老王呢,又生病了吧,又生病了吧,也该请个假呀。(联语式)→老王呢,又生病了吧,也该请个假呀。(递系式)

  传统有“流水对”的名称,指律诗对仗的一种,日本修辞学家叫“连绵对”,现在将它重新阐释为具有普遍性的“链接对”。这样看来,过去把递系式看作汉语的一种特殊句式,这个看法是偏狭的,应该说,。语言不是只有依靠“递归”才能传情达意,靠“递系”也能传情达意。(Evans & Levinson 2009)启功(1997:31,65)把汉语造句的递系规律表述为“上罩下、下承上”的方法。例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句(实在说不出跟现代白话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是非要按主谓结构作层次分析才能理解,完全可以分析为若干链接对前后接续的平铺结构,同样能实现理解(笔者稍有改动):

  两岸者,猿声也;猿声者,啼也;啼者,不住也。

  轻舟者,已过也;已过者,万重也,万重者,山也。

  细究的话,“轻舟”也是“轻者舟也”,“已过”也是“已者过也”,但是当“轻舟”“已过”,还有“万重山”已经形成一个组块(chunk)后就不用再做内部分析。推而言之,汉语统统都是“X者Y也”这样的起说-续说对,通过上罩下下承上链接成文,统统是平接型的链对格式,链接成分不限词性,不论大小。

  联语的来源

  联语来自对话中的一种部分重复,叫“接话头”,据陶红印(2019)对汉语对话的实际考察,这种情形十分常见,可惜汉语教材的编写者未予重视,例如:

  甲他是研究生呢。 甲老王听说他病了。

  乙研究生怎么啦? 乙病了也该请个假呀。

  正是这种频频的“接话头”造成过度使用话题句的“中式英语”,例如“She wants to eat dough sticks.Dough sticks where to buy?”(她偏要吃油条,油条哪儿买去?)链接对的成因归根结底是对话具有递系性、链接性。对话中,对一个引发语的应答一经说出,自身就立刻成为一个引发语,引发下一个应答,对话依次推进。

  

  

  

  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一样。这种递系的流水对意味着,对话过程中双方一般都保持部分共享的语法语义结构(Cann,et al.2005:9.3),“接话头”可以说是对话的润滑剂。

  “认知语法”新近的进展之一是“提取和激活”(access and activation)理论(Langacker 2012),可参看张翼(2018)的介绍。这个理论把句子的结构还原为语序引导下一种动态的认知处理,具体说是连续构建一个个注意视窗,语法单位在注意视窗中互相提取和激活,决定语义解读。例如下面一个英语句子:

  He sadly missed his mother.

  他很伤心,想念母亲。

  副词sadly虽然在结构上修饰后面的动词,sadly和missed构成一个注意视窗,但是在这个视窗之前,sadly的词根形容词sad还跟前面的主语he构成一个注意视窗,在这个视窗中he和sad也互相提取和激活,形成概念上的主谓关系,也就是sadly既在前一个视窗内又在后一个接续的视窗内。这个理论模型特别适用于汉语,上面那个英语句子在汉语里的习惯表达不是“他伤心地想念母亲”而是对言式的上下句“他很伤心,想念母亲”。余光中(1987)提到英文的副词形式迁移到中文,造成“英式中文”,例如:

  老师苦口婆心地劝了他半天。(应改为:老师苦口婆心,劝了他半天。)

  大家苦中作乐地竟然大唱其民谣。(应改为:大家苦中作乐,竟然大唱其民谣。)

  

  就“老骥伏枥”一句而言,连续开视窗的认知处理过程可图示如下:每个视窗内是一个“起续对”,上面所说的联语和递系式,其处理过程就是这动态处理方式,放大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这种处理方式,类似动画的制作原理。不妨说汉语是一种地道的“动画型语言”。更有形式语义学家在“动态语义学”(dynamic semantics)的基础上提出“动态句法”(dynamic syntax)的构想(参看Kempson,et al.2001,Cann,et al.2005),并且设计出一种动态逻辑(dynamic logic)来刻画语句从左至右、逐次递进的组合方式,以此来解释语言普遍的结构特性。参照Cann,et al.(2005:38),“老骥伏枥”一句的组合方式和解读过程,其逻辑有如一棵树的生长(tree growth):

  

  每个节点都用0和1标示,节点n下辖的左子节点标为n0,右子节点标为n1,也就是一次增加一个信息。注意这里的节点不仅代表字词,还代表对字词在上下文和语境中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这棵语义-句法结构树是处于生长中的树,表示的是递进生长的过程。语序不同,“老骥伏枥”和“骥老枥伏”,生长的次序不同,但根本都是树在生长。

  注意,在这棵“生长树”中,在“老骥”这个节点,“骥”的意义包含它与“老”互文见义的成分,在“老骥伏”这个节点,“伏”的意义又包含它与“骥”互文见义的成分,依次类推。这就是说,。词语不仅在语境中获得解读而且还不断“制造”语境。(Sperber & Wilson 1986)继Langacker(2012)之后,Langacker(2016)也强调这一点,提出类似的“起说-续说”(baseline and elaboration)一说。

  三、两种对言结构的交织

  上面分节讲了“缩放型对称结构”和“平接型链对结构”,这两种结构是交织在一起的。以“老骥伏枥”为例:

  

  从横向看,四言的链接方式是“起承转合”:“老-骥-伏-枥”是起承转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起承转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起承转合。如启功所言,“小至字词之间,中至句与句之间,大至几句的小段与另一小段之间,无不如此”。起承转合也是“起承-转合”的二二式对言。从纵向看,四言同构放大,“老骥-伏枥”放大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再放大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两种结构有如经纬交织,统称“对言格式”。

  理论上讲,横向的递系链接是无限的,但实际上要受人的记忆跨度和注意力的限制,工作记忆跨度一般在7±2,注意跨度一般在4±1,四项组合最便于记忆和加工。虽然递系有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通过纵向的同构放大来表达复杂的意思。参看沈家煊(2019)。

  四、破除成见

  “对言”既指对话(dialogue)又指广义的对偶(parallel expression)。对言的格式化在汉语里形成“对言格式”,它是“缩放型对称结构”和“平接型链对结构”的交织,前者需要“平行处理”,后者需要“动态处理”。对言格式是汉语语法的结构性存在,对言的格式化是汉语的语法化。凡是对言都是互文见义,语言组织构造具有互文性。联语的普遍性表明,不只是递归性,递系性也是语言组织构造的根本特性。递归是不对称主从结构的性质,递系是对称性链接结构的性质。递归性不只是线性递归,还有非线性递归,对言格式的同构放大是非线性递归。对话是语言的基本形态,独白的互文性和递系性既来自对话的互动性和递系性,又象征对话双方的互动合作和情绪共振。

  印欧语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以续为主,续中有对;汉语语法是对言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干,以对为本,对而有续。“对言语法”是“大语法”,在三个方面超越主谓结构。一、贯通字、句、章、篇,以篇为归宿,不像印欧语语法到句子(单句复句)为止。二、综合语音、语形(句法)、语义、语用,以用为目的,不是印欧语以语形为主的词法句法。三、传情和达意一体不二,意义不仅是用句子表达命题,还是意图和情绪的传递。概括起来说即:字句章篇贯通,音形义用一体,传情达意不二。

  赵元任(1968)不愧是“对言语法”的开拓者,是他最先指出,汉语里主语和谓语齐全的整句是由对话的一问一答组成。这个洞见至今仍是我们从事语法研究的指路明灯。对于“汉语以对言格式为主干”的说法,有一种普遍的疑问:说“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和“你说一句,我说一言”是对言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大量的句子还是“梅瑞买了一对玉镯”这样的主谓句呀!

  你说一言,我说一语。(对言句)

  We talked to each other.

  梅瑞买了一对玉镯。(主谓句)

  Mary bought two bracelets.

  这是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支配而形成的一种成见,以为语言普遍以主谓结构为主干,然而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17)早就指出这是偏见,说有的主语和谓语应作为“对等项”(equated terms)看待,主谓句为一种“等式型”(equational type)句子。汉语的事实是:整句由一问一答组成,主语就是话题,动词性词语可以做主语,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容纳名词性词语,流水句具有可断可连性。只要我们尊重这些事实,就可以发现“梅瑞买了一对玉镯”一句共有8种断连方式,分别来自8种对答方式:

  

  这正是应了《说文》“对,譍无方也”,“对”就是应对不拘方式。汉语对话是以“零句”而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小句”(clause)为基本单位,参看完权(2018)。b和f的断连方式合起来相当于英语句子“主谓宾”的切分方式,但只占八种断连方式中的两种。因为还有大量“你说一言,我说一语”这类句子的存在,我们应该这样来概括说明以上八种断连方式:汉语的句子以零句和流水句为主,以对言格式为本,a和g是匀称的“正对”(遵守“半逗律”),b和c是“偏对”,d、e、f介于正对和偏对之间,偏对是正对的变异形式。最后的h是Bloomfield(1917)所说的独词句,内部不做切分。这个独词句也是潜在的对言成分,例如:

  甲:李莎买了两个金戒。 甲:梅瑞买了一对玉镯。

  乙:梅瑞买了一对玉镯。 乙:一家招来无数烦恼。

  这种结构上对应的对答方式正是“你买两个,我买一对”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互文格式的来源,跟双字组合的互文对言“来往”“得失”本质上是一致的。

  汉语对话中有一种重复型的延伸句(关于“延伸句”,见陆镜光2004),在粤语中比普通话更常见(是句末语气词的历史来源),英语里则不许可:

  

  Yesterday Isubmitted my thesis,*I/*yesterday I/*yesterday I submitted.

  邓思颖(2019)用此例说明粤语相比英语是“热语言”,更多地表现出对话双方之间的互动。从上例也可看出,第一刀切在哪个位置,“我|寻日交论文”只是多种切分方式的一种而已。可见,

  对言形式实为语言的原生形态,主谓结构是派生的特例。人类语言植根于对话,原始的对话是对称形式,例如劳动号子的呼与应“嗨哟”对“嗨哟”,男女山歌对唱“种下一粒籽”对“发了一颗芽”,形成情绪上的交流共鸣。所以叶斯帕森(Jespersen 1922)说,原始人用诗性的语言来表达思想。雅各布森(Jakobson 1960)说,诗歌语言的基本特点是,把本来在纵向选择轴上的对等词语拉到横向组合轴上,使前后邻接的词语呈现出音与义的整齐和类似,即“把类似性添加在邻接性之上”。例如俄国的一首婚礼歌,唱新郎现身的情形是:

  

  勇敢汉子和瓦西里奇都指新郎,门廊和住宅都指新房,两句表达一个意思,这就是互文见义,与白居易《琵琶行》一句“主人下马客在船”相同。诗歌语言也不乏联语对言,如法国一首民间诗歌,其中一节翻译成英语如下(转引自五十岚力《常识修辞学》,笔者加汉译):

  Life sublime in moral beauty,快乐生活,在德之美,

  Beauty that shall never be,德之美者,遥不可及,

  Ever be to lurevthee onward,不可及者,诱你前行,

  Onward to the fountain free.前行行达,自由芳汀。

  人类语言植根于对话,源于诗性的对言形式,语言的演化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出现分叉:从对言形式出发,。印欧语虽然已经形成以主谓结构为主干的语法格局,但是仍然保留对言形式,例如狄更斯的名言就是互文: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这种对言表达在印欧语里覆盖面很窄,远未像汉语那样达到普遍化、格式化的程度,因此只当作修辞现象看待是合理的。对于汉语式的互文对言,西人稍加点拨也不难理解,如“people mountain,people sea”(人山人海),“no zuo nodie”(不作不死)。唐诗英译,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杜甫《登高》),“风急天高”译成“The wind so swift,the sky so high”,保留原文对言格式,曾一度引发英美意象派诗歌的浪潮。

  对言互文和递系联语都为了提高语言处理的效能,这是中西相通、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离不开语言使用,跟减轻工作记忆的负荷、减小处理的压力和成本密切相关。(Hawkins 2004)这正是我们重新阐释“互文”和“联语”、讨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进而构建对言语法、阐释对言格式的普遍意义所在。

  本文初稿为提交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2019.10.25-28,大阪)的论文,在会上做了简要报告。

  原文参考文献:

  [1]曹天元2005《上帝掷骰子了吗:量子物理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

  [2]邓思颖2019句末助词的冷热类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643-652.

  [3]郭绍虞1979《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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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7]启功1997《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

  [8]沈家煊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商务印书馆新版.

  [9]沈家煊2019说四言格,《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300-316.

  [10]陶红印2019语言学本体研究与二语教学的有机结合:以语体现象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前沿论坛暨《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40周年庆典(北京,9.21-22)大会报告.

  [11]完权2018零句是汉语中语法与社会互动的根本所在,《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二辑,方梅主编,16-32.

  [12]王力1984《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3]王远杰2018单双音节搭配限制的作用范围,即将发表于《语言学论丛》.

  [14]叶狂2018平行合并理论及其对超局部性句法的解释,未刊稿.

  [15]余光中1987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明报月刊》10月号.

  [16]张翼2018语序在认知语法“提取和激活”模型中的作用:以副词修饰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65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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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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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Levinson,S.C.1983.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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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沈家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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