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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进展
2021年03月04日 10:16 来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作者:郭松 字号
2021年03月04日 10:16
来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作者: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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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批评话语分析因其批判的视角和强烈的社会关怀备受学界关注,同时也饱受批评与责难。本文首先探讨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思想“批评”,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界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和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回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批评话语分析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与局限。然而,批评话语分析之所以能够具有如今的影响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所持有的开放性——能够积极地去面对、回应这些批评。本文力图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探寻批评话语分析如何在质疑声中发展完善。

  关 键 词: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语料库;积极话语分析;民族志学

  作者简介:郭松,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大众语篇中的篇际互文性研究”(项目编号:13CYY08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下称CDA)作为批评语言学的延伸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相继问世,相关学术期刊陆续创刊,成为引领学科发展的主阵地,如1990年创刊的《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2002年创刊的《语言与政治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2004年创刊的《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等。CDA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入我国,如今已形成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在经由初期的译介述评阶段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运用CDA的原则和方法探索话语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田海龙,2009:2)。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学者研究中国特色话语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难得的机遇,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的关注。

  CDA与传统话语分析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批评”(Fairclough,1992:12;Gee,2004:32),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批评”二字,让CDA饱受批评和非议。这其中自然有学者们的认识论立场、学术传统、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同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CDA正处于成长发展阶段,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本文在分析CDA的批评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学界对CDA的批评以及CDA学者的回应。最后,文章结合CDA的最新发展动向,勾勒CDA在质疑声中发展完善的路径。

  一、“批评”的含义与目的

  20世纪的语言研究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了“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开始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切入点,语言工具论被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论所取代;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在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语言被视为理解人类自身与世界的重要资源。话语分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正是在“话语转向”的背景下,CDA诞生了。

  虽然各门学科对于话语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学领域的解释——话语是实际使用的语言;另一种是在社会学理论与分析中所普遍采用的观点——话语是在知识的组织和传播中历史性地形成的社会建构。而CDA则试图打破二者的隔阂,将微观的语言分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CDA的批评视角可以追溯至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对现实进行批判,以控制和压迫为主题,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目标(陈振明,1990:112)。社会批判理论尤其侧重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认为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功能来实现压迫。同样,意识形态批判在CDA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CDA研究者看来,话语并非透明、中立的传播媒介,而是充满着意识形态意义。意识形态“在建立、维持和改变社会权力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Fairclough,2003:9)。因此,对CDA研究者而言,“批评”首先意味着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隐藏的权力关系。

  如同社会批判理论家旨在“改变现实苦难的条件和加速未来公正社会的实现”(陈振明,1990:109),CDA倡导者认为批评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社会实践的分析,其最终目的在于介入或改变社会实践。CDA的代表人物之一Fowler认为CDA的目的与批评社会学相似:CDA的批评旨在改变甚至消除导致错误意识或者歪曲意识的条件,使先前隐藏的因素显现出来,进而开启个人或群体的自我反思过程,从过去的制约中解放出来(Connerton,1976:20)。从这层意义上来说,CDA也是一种以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社会运动,其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解放。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认识主体与客体是不可分的,没有纯粹客观的客体,人的意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客体(陈振明,1990:109)。对于批判理论研究者而言,那些声称政治上中立的研究其实已经包含了研究者关于社会本质的看法(往往是隐含的),而这些研究有助于强化现有意识形态并维持社会现状(Hammersley,1997:239)。鉴于此,CDA学者在研究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公开声称研究的出发点是帮助弱势群体,改变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如Fairclough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和研究者的政治责任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CDA并非“毫无激情而纯客观的”社会科学,CDA学者都是带着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投入工作的(Fairclough,1995a:259)。总之,CDA关注的焦点是社会问题,而进行话语分析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CDA的“批评”的另一种解释是它试图描写和阐释语言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Rogers,2004:4)。传统语言学强调符号的“任意性”,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理性的基础,而CDA认为符号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动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存在社会和认知基础(李素玲,2004:24)。在吸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CDA认为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些选择总会有意无意受到一些原则的支配,因此不同的选择传达着不同的意义。CDA认为长期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分析对文本重视不足,忽视了话语的语言学分析,因此提倡基于文本的话语分析。毕竟,形式与意义不可剥离,意义需要依靠形式来实现,形式也是意义的一部分。

  二、批评与回应

  自现代语言学产生以来,语言学家一直致力于将语言学打造成标准的实证科学,强调语言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当CDA学者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时,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学术准则,违反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对CDA提出严厉批评的Widdowson在不同场合指出:CDA所作的不是对话语的分析,而是以批判的态度对话语进行有偏见的阐释。由于秉持特定的立场,CDA分析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动机与目的来选择需要分析的文本特征,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但是不符合其阐释框架的特征,这种基于一定立场的有选择的分析损害了CDA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研究客观性的质疑,Fairclough(2003:15)指出,不受研究者主体性影响的、客观的文本分析是不存在的。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视角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辛斌(2004:65)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科学研究是人来完成的,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视角、经历和意识形态。因此,任何理解与阐释都不是客观的,不可能不带有“偏见”。但是,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它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需要指出的是,CDA认为任何话语都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不存在不偏不倚的话语,这就意味着CDA的阐释也不会例外。因此,CDA的解释不是终极性的,而是提供了看待世界的一个视角,与其他视角相互补充。

  CDA面对的最大质疑是其研究方法。因为研究的跨学科性,CDA吸收了众多不同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社会符号学、修辞学等。但总体上,CDA似乎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并没有在理论上形成一种连贯的、系统的模式。Widdowson(2004)指出,CDA只是临时拼凑一些能够达到自己分析目的的概念和方法。与其说CDA是一个分析框架,倒不如说是一个项目清单,分析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另外,CDA没有说明话语的形式特征和话语的阐释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人们往往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有些特征在一些文本里被关注,但是在另外一些文本中却被忽视?如果没有一个连贯的分析模式,CDA就变成了一种任意的行为,分析是碎片式的、示例性的(Fowler,1996:8)。概括起来,这些学者的意见是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支持,如果CDA想证明其阐释的合理性就必须遵循一套可重复、可验证的方法。针对分析模式的批评,Chouliaraki和Fairclough(1999:17)回应道,CDA是对其他理论的动态综合,理论和方法相互促进和发展。如果追求稳定的方法,尽管这在教学上具有优势,但势必会削弱CDA的阐释力,阻碍CDA的进一步发展。针对在分析文本特征时带有选择性的问题,Fairclough(2003:14)认为,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都带有特定的研究问题。这些研究问题会引导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文本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van Dijk(2001:98~99)则指出,由于存在众多的话语单位、话语特征、话语结构及话语策略等,进行“彻底”的话语分析是不现实的。哪怕对一个短小的文本进行完整的分析也可能耗时几个月,占用几百页的篇幅。因此,CDA研究者的分析必须要有选择性,只需关注那些和社会事件相关的话语结构。

  学者对CDA的另一个批评是CDA忽视了读者的真实反应和话语的语用意义。分析者倾向于用自己的解读去代替读者的阐释,但分析者并不处于目标读者的语境之中,因此二者的解读必然存在差异。另外,CDA从先入为主的立场出发去剖析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英国著名文化学者Hall(1980)认为,大众对媒体文化产品的解读有三种情况:优先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和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CDA学者与大众往往处于不同的解读位置,前者为了“批评”的目的倾向于采取不合作的对抗式解读,而后者旨在获取信息,通常会采用合作的优先式解读。因此,Widdowson(1995:512)认为CDA研究者将话语分析得支离破碎是不公平的,因为读者往往会采取合作的态度,而不会如此吹毛求疵地去解读话语。CDA面对的质疑还有Widdowson提出的“功能谬误”(functional fallacy)问题,即把语言意义等同于语用意义,认为语言意义会被原封不动地传达给读者。总之,CDA忽视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采取了语言决定论的立场,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对于分析者代替读者的问题,许力生(2013:138)认为,分析者其实也意识到了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视角差异,但很多时候用分析者去替代读者是最简单、最便利的方法,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尽管其他学者提出过一些解决方法,但还不成熟,不具备可操作性。

  CDA不仅研究话语、文本本身,而且重视结合社会结构等来寻找解释话语的原因。因此,长期以来CDA一直以定性研究为主。但是,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却因其语料的局限性而招致学者的诟病。Stubbs(1997:106)认为CDA研究中的分析材料十分有限,几乎没有讨论过筛选语料的标准以及局限于短小语料片段的分析是否充足有效。Widdowson和Stubbs建议CDA采用语料库的方法来弥补上述缺陷,以增加分析的广度。

  Blommaert(2005:34)认为CDA存在语言学偏见,过分依赖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而忽视了其他相关语言学理论。诚然,在CDA的早期阶段尤其是“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阶段,系统功能语言学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如前所述,在CDA的发展过程中,CDA学者不断吸收众多不同语言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不同的研究范式。系统功能语言学不过是CDA采用的一种语言学分析方法和工具而已(田海龙,2016:3~4)。在学者们对CDA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有学者指出CDA总体上没有对人类思维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利用认知科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持或验证其阐释(Chilton,2005:21)。话语由人来生产并进行解读,因此话语的建构性首先只能发生在人的心智之中。话语通过改变人的认知作用于社会,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话语、认知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好地了解话语的本质。

  对于CDA的批评还有CDA过于关注宏观的社会语境(如社会结构与社会权力关系),而相对忽视了微观的直接语境,缺乏对微观语境系统细致的描写(Widdowson,1998;Verschueren,2001);过于关注社会的阴暗面,而忽视了社会和谐的一面(Luke,2002;Martin,2004)等。

  在上述批评意见中,有些是因为学者所持的认识论立场不同,如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有些牵涉到CDA的研究特点,如跨学科性;有些则是人文学科所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如分析者的主观性、读者的解读等。对于这部分批评意见,CDA学者们立足于CDA的实际进行了辩护。而其他的大部分批评意见则暴露出CDA在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得到了CDA研究者的积极回应。比如针对语料代表性与结论普适性的问题,Fairclough(2003:6)指出,尽管他所作的文本分析属于定性分析,但是这种定性分析可以很好地由语料库提供的定量分析进行补充。Wodak(2006:179)则充分肯定了认知研究在CDA研究中的重要性。她指出,将认知作为连接话语与社会的中介体纳入研究之中,会让CDA研究受益良多。下文将结合前述批评意见,从四个方面来阐述CDA如何积极吸收相关批评意见的合理内核,推动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CDA的新进展

  1.语料库与CDA的结合

  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语料库手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这其中就包括CDA,常用的分析手段包括词频、索引、搭配、关键词、分布等。语料库因包含大量真实的文本而弥补了CDA在研究广度上的不足,其基于量化数据的研究方法也有利于减少研究者在选择分析材料时的随意性和阐释文本时的片面性,从而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CDA主要代表人物Fairclough(1995b)在研究一部关于贫困问题的纪录片时指出,穷人总是作为受事而非施事出现在文本中,这突显了穷人的被动性。在分析“The poor people flock to the city”(穷人涌向城市)这个句子时,Fairclough认为尽管“穷人”在这句话中作为“行为者”(actor)出现,但是“flock”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羊,而羊又是一种典型的温顺动物,因此同样表现了穷人的被动性。但是Widdowson(2004:109)通过检索英国国家语料库发现,用作动词的“flock”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并不表达消极被动的含义。

  在研究英国媒体关于难民的新闻报道中,Baker等(2008)提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共九个步骤:(1)对研究课题进行社会文化语境分析;(2)确定研究问题和语料库建库步骤;(3)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词丛、分布等方面的统计;(4)对小规模的代表性语料进行定性分析;(5)提出新的假设或研究问题;(6)针对新的假设进行进一步的语料库量化分析;(7)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互文性或互话语性;(8)新的假设;(9)进一步的语料库分析。该分析框架较为全面,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二者相互促进提升。从中也可看出,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CDA研究,并不意味着用机器的运算去代替人的思考。事实上,研究的每一步都需要研究者的判断和解读。

  总体而言,CDA与语料库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二者可以相互促进。一方面,CDA的定性分析可以充实、深化语料库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语料库技术的使用可以使CDA研究更具概括性,并有助于减少研究者在阐释过程中的片面性。尽管语料库在CDA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其局限性。语料库虽然能够快速方便地提供语言使用的例证,却无法提供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因此文本的解读有待于研究者的积极介入。离开了研究者的阐释,语料库提供的量化信息将变得毫无意义。

  2.认知语言学与CDA的结合

  为了更好地了解话语背后的认知结构、揭示认知在调节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CDA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以批评隐喻研究最为突出。

  自Lakoff和Johnson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以来,人们普遍认识到隐喻并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和修辞手段,更是一种基本思维方式。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隐喻是帮助人类认识和思考世界的重要工具,不同的隐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解释。由于隐喻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特定的认知框架,因而也被视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相同的经验可以通过不同的隐喻来表征,而隐喻的选择则具有意识形态意义。

  隐喻的本质是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跨域映射,但这种映射是有选择性的。在映射的过程中,一些因素被突显,而另一些因素则被隐藏。如“商场即战场”的隐喻突出了商业活动的竞争性与残酷性,但同时也忽视了商业活动中的合作性。至于哪些因素需要被突显,哪些因素需要被隐藏,人们会根据自己的交际目的、价值观、立场等进行选择。此外,在映射的过程中,说话者对于始源域的态度和评价也会随之投射到目标域上,因此隐喻成为重要的隐性评价手段。Koller(2004)指出,商务话语中的战争隐喻、体育隐喻、进化竞争隐喻等将商务领域完全建构成一个男性的场域,女性只是在其中扮演辅助性、边缘性的角色,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领域的性别歧视。

  尽管批评隐喻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认知语言学与CDA的融合并不只局限于隐喻研究。Hart(2010)综合利用隐喻、心理空间、框架、力量动态、发展心理学等理论考察了移民话语,将认知与CDA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结合。之后,Hart(2015)又在Croft和Cruse(2004)关于识解操作研究的基础上,将识解操作与CDA所关注的话语策略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更为连贯的分析框架,如下页表l所示。识解操作包括四个基本的认知系统——格式塔、比较、注意和视角,而话语策略的实现有赖于这些认知系统的运作。

  认知语言学取向的CDA将考察对象从语言层面扩展到认知层面,在进一步丰富CDA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有助于明晰其分析过程,提高阐释力。

  

  3.民族志学与CDA的结合

  CDA对语境分析的强调充分说明了结合民族志学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外,民族志学提供的“局内人”视角,可以有效地补充、印证或者修正分析者作为“局外人”的阐释。近年来,在CDA与民族志学的结合方面出现了显著的进展,二者的结合可以更好地满足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话语研究的需要(,2011:231)。

  Widdowson(1996)认为CDA学者依靠内省来阐释文本,而不是分析读者的真实想法。因此,他建议可以通过测试读者对原文本和改编文本的反应来探究读者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和分析者保持一致。McFarcland(2006)采用了Widdowson的建议,他通过向24位母亲发放问卷的方式来考察Fairclough(1992)有关《婴儿读本》的阐释。结果显示,尽管Fairclough关于文本中存在着不同声音的论述得到了印证,但是读者对文本的反应和Fairclough的阐释在某些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van Leeuwen(2005:13)以媒体话语研究为例,指出了(批评)话语分析与民族志学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新闻文本只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要想更清楚地了解媒体话语的运作,采用民族志学的方法研究新闻文本的生产与接受过程十分重要。这一思想在Barkho(2011)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Barkho分析了内部工作指南在英国广播公司和半岛电视台的中东冲突报道中的作用。通过使用民族志学的方法,如访谈、观察等,Barkho揭示了新闻机构如何通过利用内部工作指南这一形式来行使机构权力、传播意识形态和表达立场。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记者个人的自由创作和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受制于新闻制作的一系列流程。Barko对新闻报道制作语境的考察表明了民族志学方法在CDA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总之,将民族志学引入CDA研究具有如下意义:(1)CDA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民族志学的田野调查法有助于研究者选择研究议题并收集数据;(2)民族志学方法能够提供文本之外丰富的语境信息,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看待研究议题,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可信。

  4.积极话语分析

  由于CDA学者所持的左翼政治立场,CDA一直致力于揭露话语背后隐含的权力滥用和不平等关系。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人们被划分为两个群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CDA的这一理论出发点被指过于关注社会的阴暗面,因此有学者提出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下称PDA),主张关注世界美好的一面。PDA由悉尼大学的Martin于1999年在英国伯明翰召开的CDA国际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他认为CDA研究从本质上讲是解构的、消极的,如果研究只是止步于揭露和批判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的、建构的方式,从而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宽松的人类社会(朱永生,2006:38)。

  Martin(2004)探讨了两位澳大利亚总理对土著儿童事件的回应,很好地揭示了CDA和PDA的区别。对于这一严重违反人权的历史事件,澳大利亚的两位前总理作出了迥异的回应。前总理Keating在1992年“澳大利亚世界土著人国际年”发起大会上的发言中正式道歉,而另一位前总理Howard则只愿意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政府的名义进行道歉,并进行了辩解。Martin认为,按照CDA的研究传统,学者会将目光放在Howard的演说上,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不会关注Keating的致歉;而PDA研究的关注点恰恰在于后者,关注那些提倡和解与团结的话语。

  尽管Martin将PDA作为CDA的对立面而提出,但对于许多CDA学者(Chilton & Wodak,2005;Flowerdew,2013;田海龙,2016)而言,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相反,前者可以被视作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批评”的本质是揭露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批评是中性的概念,既包括积极与消极,也包括建构与解构。虽然PDA没有提出有别于CDA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CDA有关非霸权话语、非主流话语的研究。

  CDA将语言学的话语理论与社会学的话语理论结合起来,视话语为知识建构的手段和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而探索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研究路径改变了传统语言研究所体现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在丰富话语分析内涵的同时拓宽了分析的范围。与此同时,CDA也因为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研究方法等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评与质疑。本文对这些批评与质疑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CDA的最新发展动向。

  当代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呈现出更多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话语转向”后,话语分析早已不是语言学家的专利,而是渗透到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多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研究。在这种背景下,CDA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相关学科建立畅通的对话机制是当务之急。另外,CDA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重点主要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移民问题等,这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鉴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国情,CDA现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CDA研究的本土化是我国学者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势必会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带来新的研究机遇,从而进一步推动CDA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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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松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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