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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朝道教“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 ——对刘屹博士《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的商榷
2021年02月07日 10:22 来源:《学术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王承文 字号
2021年02月07日 10:22
来源:《学术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王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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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都认为六朝江南道教团体“葛氏道”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元始旧经”的创作密切相关。近十多年来有研究者一直完全否定“葛氏道”与“元始旧经”有关,提出二者的关系是北宋初张君房在《灵宝略纪》中为了整合道教的需要而杜撰的,并以此为基础对古灵宝经所有主要问题都进行了最具有颠覆性的研究。然而“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其实在古灵宝经和南朝道教宗师陆修静的著作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人为地将二者割裂的做法,既不符合古灵宝经的实际情况,也很容易造成学术界对古灵宝经认知的严重混乱。

  关 键 词:道教;东晋末年;葛氏道;元始旧经

  作者简介:王承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27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古灵宝经与中古道教经教体系研究”(13JHQ006)的阶段性成果。

  近100多年以来,国内外道教学术界都认为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大量出世,与六朝江南著名道教世家葛氏家族密切相关。学术界也习惯于将这个以葛氏家族为核心的道教团体称为“葛氏道”。“葛氏道”把三国孙吴时期著名道士“葛仙公”即葛玄奉为教祖,而葛巢甫则是东晋末年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根据道经记载,“葛氏道”所创作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元始旧经”一般要比“新经”更早出世,所有古灵宝经都经由葛玄而得以传授人间。然而,近年来刘屹博士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所有“新经”都比“元始旧经”更早出世。二是提出东晋末年葛巢甫其实只创作了部分“新经”。至于“元始旧经”则与“葛氏道”完全无关。并认为“元始旧经”是“不知名的道教徒在420年左右才开始造作的”。①三是陆修静(406-477)作为最早整理古灵宝经的道教宗师,他特别强调陆修静的著作证明“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并无任何关系。刘屹博士又以此为基础,对古灵宝经所有主要问题都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具有颠覆性的研究,并在学术界引发了极大的震撼。然而,我们认为古灵宝经特别是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之“师告丹水文”等资料,就非常明确地记载葛玄接受了“元始旧经”,从而证明“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密不可分。同时我们认为,人为地将“葛氏道”和“元始旧经”完全割裂的做法,既与古灵宝经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差距,也很容易造成学术界对古灵宝经认知的严重混乱。

  一、《灵宝略纪》所见“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以及问题的提出

  刘屹博士判定“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完全无关最主要的理由,是其认为在北宋初期张君房《云笈七签》所收《灵宝略纪》撰成以前,道教其实并无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葛玄所代表的“葛氏道”和“元始旧经”有关。因此,他认为《灵宝略纪》中葛玄与“元始旧经”有关的说法,是北宋初期才编造出来的。我们先来看看《云笈七签》卷3《灵宝略纪》的相关记载。其文曰:

  述曰:经法元起量世,所谓与虚空齐量,信不可计,劫劫出化,非所思议。过去有劫,名曰龙汉,爰生圣人,号曰梵气天尊。出世以《灵宝》教化,度人无量,其法光显大千之界。龙汉一运,经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劫。气运终极,天沦地崩,四海冥合,乾坤破坏,无复光明。经一亿劫,天地乃开,劫名赤明,有大圣出世,号曰元始天尊。以《灵宝》教化,其法兴显,具如上说。赤明经二劫,天地又坏,无复光明。具更五劫,天地乃开……自尔相承,世世录传。至三国时,吴主孙权赤乌之年,有琅瑘葛玄,字孝先。孝先乃葛尚书之子,尚书名孝儒,年八十乃诞玄。玄多灵应,年十三,好慕道德,纯粹忠信。举孝廉不就,弃荣辞禄,志尚山水。入天台山学道,精思遐彻,未周一年,感通太上,遣三圣真人下降,以《灵宝经》授之。其第一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郁罗翘,其第二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其第三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三真未降之前,太上又命太极真人徐来勒为孝先作三洞法师。孝先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孝先传郑思远,又传兄太子少傅海安君字孝爰,孝爰付子护军悌,悌即抱朴子之父。抱朴从郑君盟,郑君授。抱朴于罗浮山去世,以付兄子海安君。至从孙巢甫,以隆安之末传道士任延庆、徐灵期等,世世录传,支流分散,孳孕非一。②

  《灵宝略纪》非常完整地叙述了灵宝经从远古“劫运”时期的出世一直到在人世间的传授过程。其中除了“梵气天尊”这一概念不见于此前道经之外,其他所有内容都能在古灵宝经以及六朝隋唐相关道书中找到渊源。至于《灵宝略纪》的性质和形成时间,刘屹博士认为“很可能是张君房在编《云笈七签》时,根据六朝隋唐已有的灵宝经和相关道书,整合成的一篇专讲灵宝经源流的文章”,“反映的是北宋初年道教对‘灵宝’传统的认知”。③

  而以上《灵宝略纪》最值得注意的,是其非常明确地记载葛玄于孙吴赤乌(238-250)年间在天台山学道,太上大道君“遣三圣真人下降,以《灵宝经》授之”;又记载此前还有太极真人徐来勒为其授经,“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其中所谓“凡所受经二十三卷”,是特指葛玄接受了太极真人徐来勒等神灵所传授的“元始旧经”共23卷;至于“语禀请问十卷”,则是指“新经”。也就是说,《灵宝略纪》认为葛玄接受了全部已经成书的“元始旧经”和“新经”共33卷。

  然而,刘屹博士强调“葛氏道”仅仅与一部分“新经”有关,他认为《灵宝略纪》有关葛玄接受23卷“元始旧经”的记载是根本不可信的,并提出是北宋初期张君房等为了道教整合的需要而有意杜撰的。为此他前后做了大量专门论证。他认为“《灵宝略纪》关于葛玄同时领受了‘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并一直由葛氏道人传承至东晋末年的说法,是不足采信的”;④“‘元始旧经’是没有在人间的传承谱系可寻的”,“故葛仙公所领受和葛巢甫所造作的灵宝经,一定不会是‘元始旧经’。无论从历史还是道教神话的角度,葛仙公乃至葛巢甫,都不应该领受和传承过‘元始旧经’”;⑤“葛巢甫造经时,他还不知道其后会有‘旧经’出现,所以也不可能自称为‘新经’。只有当假托为元始天尊所传的十部三十六卷灵宝经出现,因为它们在几个劫运之前就已存在,所以被视作是‘旧经’,而葛仙公此前所传的诸经,就被视为‘新经’”。⑥

  至于刘屹博士之所以判定“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完全无关,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元始旧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葛氏道”所尊崇的葛玄:“为何葛巢甫造作的灵宝经却不推崇自家的葛仙公?为何葛巢甫就一定要先作‘元始旧经’”?“‘元始旧经’,包括《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现存内容中,实际上找不到任何内证,说明它们一定出自葛巢甫之手。相反地,在‘仙公诸经’中,却有几部经都提到了从葛玄到葛洪乃至葛氏后人在该经传承中的作用”,“葛巢甫在东晋末年造作出第一批灵宝经时,理应先造作推崇葛仙公的‘仙公诸经’,而不是根本无法体现出葛氏道传承的‘元始诸经’。所以,‘仙公诸经’较之‘元始诸经’,更有可能是葛巢甫在隆安末年‘造构灵宝’的结果”。⑦

  众所周知,陆修静在刘宋元嘉十四年(437)所撰《灵宝经目序》,是研究“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最重要的资料之一。然而刘屹博士却判定陆修静在其中所提到的“葛仙公在天台山所接受的灵宝经”,“都不是所谓的‘旧经’”。⑧为此,他还特别强调说:

  在陆修静看来,葛仙公领受灵宝经之事,虽然早在“元始旧经”正式出世之前就发生了,但葛仙公所领受的一定不能是“元始旧经”……在陆修静看来,“元始旧经”36卷与“仙公新经”11卷是两组不同的灵宝经,来源和性质都不同,并不存在葛氏道流传“元始旧经”的情况。⑨

  应该说,刘屹博士所提出的“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完全无关以及由此得出的“新经”必然要比“元始旧经”更早出世的论点,构成了其全部古灵宝经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而其全书围绕古灵宝经的所有专题研究,其实都是以这样一种基本结论为前提而展开的。不过,刘屹博士很可能没有注意到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之“师告丹水文”等资料,其实就非常明确地记载葛玄领受并传承了“元始旧经”,从而证明了“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具有无法分割的关系。

  二、陆修静《灵宝授度仪》之“师告丹水文”所见“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

  (一)关于“师告丹水文”的性质

  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之“师告丹水文”,既是《云笈七签》之《灵宝略纪》等相关记载最直接的来源,也是我们判定葛玄和“葛氏道”与“元始旧经”不能分割最重要的依据。其文称:

  次师告丹水文:某岳先生大洞法师臣某甲告弟子某甲等:元始天尊于眇莽之中,敷演《真文》,结成妙经。劫劫济度,无有穷已,如尘沙巨亿无绝。灵文隐奥,秘于金阁,众真宗奉,诸天所仰。逮于赤乌,降授仙公,灵宝妙经,于是出世度人。吾谬禀微缘,运值灵文,先师显饰,奉传至法,誓为身宝,岂敢宣泄。劫运推移,其法应行,有合真之人,依科听付。今誓九天,启付某甲,受经之后,当依明科,肃己励躯,精诚勤苦,断绝世缘,唯志大乘,供养朝礼,讲习妙赜,参问有道,导引精研,修斋服御,希求飞腾,尊道敬师,推崇根本,不得唝嗃,有面无心,攻伐本根,自造无端。轻慢经宝,皮好胎诞,淫欲贪著,嫉妒恚恨,胸心谄楚,怀毒在内,一旦犯违,身充三泉。当以某甲三曾五祖,同沦地狱(原文为“嶽”疑本为“獄”),万劫无原。今建立黄坛,关盟五帝,付授宝文十部妙经,诸天五岳,检行慎法,抱于中心,飞仙可期,终成道真,善自肃励,如《四极明科律文》。⑩

  对于以上“师告丹水文”极为重要的价值,学术界还缺少专门的讨论。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其性质及其作用。

  根据《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师告丹水文”和其后的“弟子自盟文”,都属于灵宝经法传授仪式中两种重要程序。灵宝经法师向受经者传授经书,需要向受经者宣读具有盟誓性质的“丹水文”。至于道教“丹水文”的最初形式,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歃血为盟。《礼记·曲礼》称“涖牲曰盟”,唐代孔颖达疏云:“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11)即在举行盟誓礼时,由盟主和会盟者一起饮血,或用手指沾血涂在嘴上,再在盟主的带领下,对神宣誓盟书,如违约背叛盟友,将遭天神的制裁,而其命即如此牲。这种方式也叫盟誓。早期重要经书的传授也借鉴了这种形式。例如,《黄帝内经》即称:“歃血而受,不敢妄泄。”(12)道教经书的传授更是如此。《太平经》称:“古者圣贤传道,饮血为盟。天道积重,愚人反轻。”(13)又称:“道不饮血,无语要文。”(14)所谓“饮血”也是指歃血为盟。葛洪《抱朴子内篇》亦称:“岂况金简玉札,神仙之经,至要之言,又多不书。登坛歃血,乃传口诀。”(15)传经仪式中这种歃血为盟的方式,就是为了保证受经者对经法的高度虔诚和尊崇。

  然而,大致从东晋上清经和古灵宝经开始,歃血为盟的方式已逐步被“饮丹”或交纳“法信”即贵重的财物等所取代。所谓“饮丹”,就是饮用含有丹砂的水。究其原因,一是歃血为盟仪式中的杀取牲血,甚至取人手掌之血,其血腥之气与道教斋戒仪式所追求的“清浄”“清炁”等理念相违背。(16)二是原来盟誓过程中“歃血”或“断发”对人体发肤的损害,也与儒家孝道观念相违背。正如宋代道教学者董思靖所称:“是必如此,然后启誓丹青。启誓者,告盟也。丹青者,如诸科所载,饮丹水以代歃血,断青丝以代割发是也。”(17)因而用“饮丹”代替“歃血”,以及用“断青丝”代替“割发”,均代表了中古道教观念的重要变化。(18)古灵宝经关于传授灵宝经法时“饮丹”为盟的做法,在“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即有记载,该经之“思微定志真券”传授仪称:“上清弟子某甲,赍信如法,奉受要诀,当志心拔还半反上,不至枉魂。饮丹,画一为信。”(19)所谓“饮丹”即灵宝经法师和受经者共饮丹水,一起向神明起誓。

  这篇“师告丹水文”既记载了“元始旧经”的神圣来源及其在人间的传授过程,也叙述了奉受“元始旧经”所必须遵守的誓言和规范。至于其称“某岳先生大洞法师臣某甲”,是指奉受《大洞真经卅九章》的上清派法师。因为陆修静亦要求上清派“大洞法师”等都应该遵循灵宝经仪法而尊奉“元始旧经”,所以才会有“大洞法师”向受经者传授“元始旧经”的情形。至于所谓“如《四极明科律文》”,则是说“大洞法师”以及受经弟子如果违反了相关誓言,就按照上清经《四极明科律文》的相关规定来惩处。从这一点来看,陆修静高度尊崇灵宝经教法,并试图以灵宝经教法为基础整合上清经派的意图非常明显。正因为如此,这篇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师告丹水文”所体现的研究意义值得高度重视。(20)

  (二)关于“元始旧经”的神圣来源

  “师告丹水文”首先叙述了“元始旧经”的神圣来源。其称:“元始天尊于眇莽之中,敷演《真文》,结成妙经。劫劫济度,无有穷已,如尘沙巨亿无绝。灵文隐奥,秘于金阁,众真宗奉,诸天所仰”。这一段文字关系到“元始旧经”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教义思想,而且每一句在“元始旧经”中都有其特定含义。

  所谓“元始天尊于眇莽之中,敷演《真文》,结成妙经”,是指元始天尊早在远古“劫运”开端之时,就将最神圣的《灵宝五篇真文》演绎成作为“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的“元始旧经”。其称元始天尊“于眇莽之中”,其原文见于敦煌文书P.3022号《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这部“元始旧经”称“赤光之前,于眇莽之中”,其意是指元始天尊早在宇宙“劫运”初期即演绎《灵宝五篇真文》,救度天人。至于“眇莽”一词,在“元始旧经”中也有其特殊含义,是指最早的“龙汉劫”与“延康劫”交替之后宇宙长期迷离暗昧的状态。《度人经》之“大梵隐语自然天书”中有“梵形落空,九灵推前。泽洛菩台,绿罗大千。眇莽九丑,韶谣缘邅”。南齐时期灵宝经学者严东注解称:“眇莽者,暗昧也。”又称:“龙汉之年,玉字始出大福堂国,日月始明。元始撰集玉文,出法度人。其国风雅,非可称名;人民始治,礼乐亦兴,人寿三万六千岁。荡荡大化,劫运既终,经于延康,一沦亿劫,眇莽久远,的而不虚,自非通玄究微,莫能识也”。(21)以上是说《灵宝五篇真文》在“龙汉之年”出世后,元始天尊将其演绎成“元始旧经”并救度天人,然而进入“延康劫”后,由于《灵宝五篇真文》并不显现,所以宇宙长久呈现出迷离暗昧的状态。唐代李少微称:“眇者,眇眇然也。元始昔沦于延康之中,天书玉字,翳而不彰,眇眇然也。莽者,龙汉开运其文,复明莽莽然也。”(22)唐代出世的《洞玄灵宝度人经大梵隐语疏义》亦称:“渺者,元始沦于延康,天书玉字,翳而不彰,渺渺然也。莽者,龙汉开运,其文莽莽然。”(23)因此,“元始旧经”使用“眇莽”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强调《灵宝五篇真文》在宇宙演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所谓“敷演《真文》,结成妙经”,则是特指元始天尊在最初的“龙汉劫”,将《灵宝五篇真文》演绎成作为“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的“元始旧经”。对此,《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有大量论述。该经记载元始天尊在天界大福堂国长乐舍中对太上道君等神灵说法称:

  汝见《真文》在光中不?此文以龙汉之年出于此土。时与高上大圣玉帝撰十部妙经,出法度人,因名此土为大福堂国长乐之舍,灵音震响,泽被十方。(24)

  以上“《真文》”就是指《灵宝五篇真文》,而“龙汉之年”是指宇宙形成之初的“龙汉劫”开端之时。高上大圣玉帝又称高上玉帝。至于其称“时与高上大圣玉帝撰十部妙经,出法度人”,是指元始天尊与高上玉帝一起将《灵宝五篇真文》演绎成“十部妙经三十六卷”,即全部“元始旧经”。该经记载元始天尊在大福堂世界西那玉国鬱察山浮罗之岳对白帝君等神灵说法,其称:

  我昔龙汉之年,与元始天王、高上玉帝,同于此土遇《灵宝真文》,出于浮罗空山之上……我于空山之上,演出《真文》,撰十部妙经,始于此土出法度人,欲令法音流化后生,其法开张。(25)

  以上是说在“龙汉劫”初期,元始天尊即与元始天王和高上玉帝因为遇《灵宝五篇真文》披露于世,元始天尊于是将《灵宝五篇真文》演绎成“十部妙经”即“元始旧经”。而元始天王和高上玉帝也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南齐严东注解《度人经》则称:

  昔龙汉之年,玉字始出,日月始明,天地亦分,众真列位,元始出法度人,说经十遍,周回十方,度人无量之数,元始因撰作十部妙经,以紫笔书著空青之林,众圣所崇,为经之祖宗。(26)

  所谓“玉字始出”,即代表《灵宝五篇真文》出世。严东认为元始天尊是“十部妙经”的真正创作者。所谓“为经之祖宗”,是强调《灵宝五篇真文》作为所有道经本源的意义。而“劫劫济度,无有穷已,如尘沙巨亿无绝”,则是强调《灵宝五篇真文》在宇宙各种“劫运”的循环往复中,始终都在救度天人。前引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记载太上大道君说法称:

  于是道言:天元转轮,劫劫改运,一成一败,一死一生,灭而不绝,幽而复明,《灵宝》出法,随世度人。自元始开光以来,至于赤明元年,经九千九百九亿万劫,度人有尘沙之众,不可胜量。赤光之前,于眇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议。赤明之后,至上皇元年,宗范大法,得度者众。终天说之,亦当不尽……我濯紫晨之流芳,盖皇上之胄。我随劫死生,世世不绝,恒与《灵宝》相值同出。经七百亿劫……《灵宝真文》,世世不绝,广度天人,慈心于万物,普济于众生。(27)

  以上所称“《灵宝》出法”以及“恒与《灵宝》相值同出”,都是指《灵宝五篇真文》。该经强调在宇宙“劫运”无穷无尽的循环往复中,都是依靠《灵宝五篇真文》才能救度天人。前引《灵宝略纪》所称“劫劫出化,非所思议”,应出自该经所称“劫劫出化,非可思议”。

  至于所谓“灵文隐奥,秘于金阁,众真宗奉,诸天所仰”,则是指元始天尊将《灵宝五篇真文》以及所有“元始旧经”,都珍藏在最高天界——大罗天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七宝玄台,并为天界众多神真共同尊崇修奉。对此,《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称:

  《元始自然赤书玉篇真文》开明之后,各付一文安镇五岳。旧本封于玄都紫微宫,众真侍卫,置立玄科,有俯仰之仪。至五劫周末,乃传太上大道君、高上大圣众、诸天至真,奉修灵文,敷演玄义,论解曲逮,有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玉诀》二卷、以立要用,悉封紫微上宫。众真并以上合天庆之日,清斋持戒,上会玄都,朝礼《天文》,诵经行道,上赞元始自然之章,中和三元洞明之气,下庆神真大慈之教。道在则尊,唯清为贵,故斋戒存其检行。当其斋日,诸天大圣尊神、妙行真人、日月星宿,皆会玄都玉京之台紫微上宫,持戒朝礼,旋行诵经。诸地上五岳神仙真人、四海水帝、北酆三官、三界地祇,一切神灵,莫不束带肃然持斋,尊道重法,以崇天真也。(28)

  据此,作为“旧本”的《灵宝五篇真文》以及由此演绎而成的“十部妙经三十六卷”即全部“元始旧经”,都珍藏在紫微上宫,并为天界神灵所共同尊奉。在敦煌本《灵宝经目》中,陆修静对其中《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十部妙经三十六卷”即“元始旧经”做了相同的概括。其文称:

  右《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今分成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皆剋金为字,书于玉简之上,题其篇目于紫微宫南轩,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诸天大圣众依格斋日月,上诣玉京,烧香绕行诵经,礼《天文》也。(29)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和陆修静的相关解说有相通之处:一是二者都强调“十部妙经三十六卷”即全部“元始旧经”,都珍藏在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二是都强调在“月十斋”等特定的斋戒日期(亦称“天庆之日”),所有天神均要到太玄都玉京山集会,举行特定的朝觐仪式。《真文天书经》称“诸天大圣尊神”需要“朝礼《天文》,诵经行道”,“持戒朝礼,旋行诵经”。而陆修静则表述为“诸天大圣众”需要在此“烧香绕行诵经,礼《天文》也”,都是指所有神灵均向《灵宝五篇真文》和“元始旧经”表达极其尊崇敬仰之意。

  (三)关于“师告丹水文”中“灵文”和“十部妙经”观念

  这篇“师告丹水文”两次出现了“灵文”这一概念。一是其称“灵文隐奥,秘于金阁”;二是在“大洞法师”的誓词中称:“吾谬禀微缘,运值灵文,先师显饰,奉传至法,誓为身宝,岂敢宣泄。”以上“灵文”一词在“元始旧经”和陆修静著作中也有其特定含义。首先是专指《灵宝五篇真文》。例如,《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中称:“灵宝玄都玉山,处于上天之中,七宝之树,垂覆八方,有十方至真尊神,妙行真人,朝卫灵文于玉山之中,飞空步虚,诵咏洞章,旋行玉山一匝,诸天称善。”(30)这里的所谓“灵文”,就是指《灵宝五篇真文》。该经卷下又称:“至五劫周末,乃传太上大道君、高上大圣众、诸天至真,奉修灵文,敷演玄义,论解曲逮,有十部妙经三十六卷。”(31)其意是指在“五劫周末”即“上皇劫”时,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等奉修《灵宝五篇真文》,并将其“敷演”成“十部三十六卷”的“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下有“元始灵宝五帝醮祭招真玉诀”,其文有云:“某以有幸,宿世因缘,九天之劫,转及某身,遭遇明运,道法流行,得以秽身,参染灵文《五篇赤书五符宝经》。”(32)

  其次,“灵文”亦指由《灵宝五篇真文》演绎而成的全部“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下有“玄都传度《灵宝五篇真文》符经玉诀仪式”,其称:“臣某甲丹心翘勤好尚,宿福所钟,得参灵文,披眄篇目,宜极道真。辄谨清斋,身登灵山,盟天度文,案如明科,付授某身”。(33)这里的“披眄篇目”,应该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篇目。而“得参灵文”中的“灵文”,既指《灵宝五篇真文》,亦指所有“元始旧经”。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开篇称:“臣修静依棲至道,翘竚灵文,造次弗忘……伏寻灵宝大法,下世度人,玄科旧目,三十六卷”,(34)这里的“灵文”明显指由《灵宝五篇真文》所演化而来的“灵宝大法”,即作为“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的“元始旧经”。

  至于“师告丹水文”所称“今建立黄坛,关盟五帝,付授宝文十部妙经”,其中“黄坛”是指道教坛场。唐代杜光庭称:“况三箓重黄箓之仪,而九坛贵黄坛之盛。”(35)而其称“付授宝文十部妙经”,就是指“元始旧经”,又简称为“十部”,或称“十部妙经三十六卷”。对此,“元始旧经”有大量论述。(36)正是在此基础上,陆修静在敦煌本《灵宝经目》中称“《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又称“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皆克金为字,书于玉简之上”。陆修静《灵宝经目序》称上皇元年,“元始下教,大法流行,众圣演畅,修集杂要,以备十部三十六帙,引导后学,救度天人”。(37)其所谓“十部三十六帙”与“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相同。

  根据这篇“师告丹水文”可以确定,葛玄于孙吴赤乌年间在天台山所接受的就是“元始旧经”,而陆修静规定“大洞法师”所要传授的也是“元始旧经”。因此,这篇“师告丹水文”所论述的始终都是“元始旧经”。

  (四)关于葛玄和“葛氏道”与“元始旧经”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这篇“师告丹水文”最值得重视的内容,还是其非常明确地记载了葛玄和“葛氏道”与《灵宝五篇真文》以及“元始旧经”密不可分。其称“逮于赤乌,降授仙公,灵宝妙经于是出世度人”,就是指《灵宝五篇真文》以及由《灵宝五篇真文》所演绎而成的“元始旧经”,都在孙吴赤乌年间降授给了太极左仙公葛玄,才有“灵宝妙经于是出世度人”。而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继续讨论“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关系极其重要。

  至于孙吴赤乌年间“元始旧经”究竟是如何降授给太极左仙公葛玄的,前引《灵宝略纪》则有进一步记载,其文称:

  至三国时,吴主孙权赤乌之年,有琅瑘葛玄,字孝先。孝先乃葛尚书之子,尚书名孝儒,年八十乃诞玄。玄多灵应,年十三,好慕道德,纯粹忠信。举孝廉不就,弃荣辞禄,志尚山水。入天台山学道,精思遐彻,未周一年,感通太上,遣三圣真人下降,以《灵宝经》授之。其第一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郁罗翘,其第二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其第三真人自称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三真未降之前,太上又命太极真人徐来勒为孝先作三洞法师。孝先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

  以上说明葛玄在天台山主要有两次受经的经历。第一次是太极真人徐来勒降授真经;第二次是“三圣真人”即郁罗翘、光妙音和真定光降授《灵宝经》。所谓“孝先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就是指葛玄接受了“元始旧经”23卷,以及“新经”10卷,总共33卷古灵宝经。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灵宝略纪》究竟是依据哪些主要材料而作出以上记载的呢?

  首先,《灵宝略纪》有关徐来勒和“三圣真人”在天台山两次降授葛玄的记载,直接出自敦煌本《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诫法轮妙经》。该经即专门记载太极真人徐来勒和“三圣真人”先后在天台山向葛玄降授灵宝经的事迹。其文曰:

  太极左仙公(即葛玄)于天台山静斋拔罪,烧香忏谢,思真念道……斋未一年,遂致感通,上圣垂降,曲盻幽房,以元正之月庚寅日夜……天真并下。第一自称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郁罗翘,第二自称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第三自称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三真并集……太上玄一真人郁罗翘告太极左仙公曰:子积劫念行……行合上仙。太上命太极真人徐来勒,保汝为三洞大法师。今复命我来为子作第一度师,子可复坐,我当告子开度法轮劝戒要诀,使子知有宿命,先身罪福,致今之报,于是说之。(38)

  根据以上郁罗翘对太极左仙公所称“太上命太极真人徐来勒,保汝为三洞大法师。今复命我来为子作第一度师”,说明葛玄于孙吴赤乌年间在天台山修道,确实有两次受经的经历,首先是太极真人徐来勒的传授,其次是“三圣真人”即郁罗翘、光妙音和真定光的传授。南朝陶弘景(456-536)所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也在此基础上明确记载葛玄在天台山两次受经,称“太极法师徐来勒,吴时天台山传葛仙公《法轮经》”;又称“太上玄一三真,吴时降天台山,传葛仙公《灵宝经》”。(39)所谓“太上玄一三真”,就是指郁罗翘、光妙音和真定光。前引陆修静“师告丹水文”等也证明,葛玄就是在天台山修道期间接受了“元始旧经”。

  而“新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的开篇,即记载葛玄“于天台山静斋念道”,并向“灵宝玄师太极太虚真人”请教。而敦煌文书P.2468为该经抄本,则为“太极法师真人徐来勒”。这说明葛玄在天台山的两次受经,既包括“元始旧经”也包括“新经”。可见,《灵宝略纪》的相关记载有其依据。

  其次,《灵宝略纪》所称“孝先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其实也是直接在陆修静相关记载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陆修静除了在“师告丹水文”部分明确记载葛玄在天台山接受“元始旧经”之外,他还在该书开头的《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中记载:

  伏寻灵宝大法,下世度人,玄科旧目,三十六卷。符图则自然空生,赞说皆上真注笔,仙圣之所由,历劫之筌范。文则奇丽尊贵,事则真要密妙,辞则清虚玄雅,理则幽微濬远。摽明罪福,权便应适,戒律轨仪,导达群方。灵音八振,聋盲开豁,法门四达,巨细获所,洋洋大化,无量法桥。但正教始兴,天书宝重,大有之蕴,不尽显行。然即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根末表里,足相辅成;大乘之体,备用不少。(40)

  所谓“玄科旧目,三十六卷”,就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全部“元始旧经”,又称“十部妙经三十六卷”。而以上《表》中所称“伏寻灵宝大法,下世度人”,与“师告丹水文”中所称“灵宝妙经,于是出世度人”,二者应该是完全相通的。也就是说,以上《表》中所称“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既是指陆修静经过整理认为真实可信的“元始旧经”和“新经”共35卷,也恰恰就是葛玄在天台山所接受的道经。因为陆修静《授度仪》在“师告丹水文”以及在前面《表》中所涉及的“元始旧经”传授,应该是完全一样的表达系统。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为什么《灵宝略纪》称“孝先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而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却称“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呢?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不同资料中“元始旧经”和“新经”存在分卷的差别。陆修静在敦煌本《灵宝经目》中,对《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十部妙经三十六卷”即“元始旧经”进行了概括:

  右《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今分成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

  以上“今分成二十三卷”的记载,与《灵宝略纪》的“孝先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完全符合。至于《灵宝略纪》所称“并语禀请问十卷”即“新经”10卷,与敦煌本《灵宝经目》记载的差别,也是因为分卷方法的不同而造成的。(41)

  陆修静在刘宋元嘉十四年(437)所撰《灵宝经目序》称:

  夫灵宝之文,始于龙汉。龙汉之前,莫之追记。延康长劫,混沌无期。道之隐沦,宝经不彰。赤明革运,灵文兴焉。诸天宗奉,各有科典。一劫之周,又复改运。遂积五劫,迨于开皇已后。上皇元年,元始下教。大法流行,众圣演畅,修集杂要,以备十部三十六帙,引导后学,救度天人。上皇之后,六天运行。众圣幽升,经还大罗。自兹以来,回绝元法。虽高辛招云舆之校,大禹获钟山之书。老君降真于天师,仙公受文于天台。斯皆由勋感太上,指成圣业……期运既至,大法方隆。但经始兴,未尽显行,十部《旧目》,出者三(六)分。虽玄藴未倾,然法轮已遍于八方,自非时交运会,孰能若斯之盛哉!(42)

  以上从“夫灵宝之文,始于龙汉”以下,都是讲《灵宝五篇真文》以及由此演绎的“元始旧经”的神圣来源。其称“以备十部三十六帙”,其含义与作“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的“元始旧经”完全相同。刘屹博士判定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所提到的“葛仙公在天台山所接受的灵宝经”,“都不是所谓的‘旧经’”。然而,其实际情况应该与此恰恰相反。因为这篇《序》恰恰都是以“元始旧经”的传授为核心来记载的。因为只有“元始旧经”才有这样的神圣来源,而“新经”则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神圣来源。因此,其记载“仙公受文于天台”,与《授度仪》之“师告丹水文”等资料所记载葛玄于孙吴赤乌年间在天台山接受“元始旧经”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按照刘屹博士自己的研究结论,陆修静的《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和《灵宝经目序》都撰成于437年。因此,陆修静完全不可能在同一年对“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作出两种根本不同的论述。

  而陆修静所称“但经始兴,未尽显行,十部《旧目》,出者三(六)分”,是说“元始旧经”并没有全部出世。所谓“十部《旧目》”,如前所述,是专门指陆修静《灵宝经目》中“《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即“十部妙经三十六卷”。根据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者非常一致的看法,其“十部《旧目》,出者三分”,应该是“十部《旧目》,出者六分”的讹误。(43)也就是说,437年经过陆修静整理的“元始旧经”就是21卷左右。这一数目与陆修静在敦煌本《灵宝经目》中所称“右《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相符合,也与《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所称“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相符合。因此,《灵宝略纪》所记载的“孝先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应该就是437年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所确定的“元始旧经”和“新经”的真实数目。至于其中卷数的某些细小的差异,主要源于其分卷方法的不同。

  (五)小结

  从陆修静《授度仪》之“师告丹水文”本身内容来看,其追述灵宝经的神圣来源及其在人间的传授,证明了葛玄在天台山所接受的就是“元始旧经”,因此,整篇“师告丹水文”论述的始终都是“元始旧经”,而不涉及“新经”。至于其称“元始天尊于眇莽之中,敷演《真文》,结成妙经”,“逮于赤乌,降授仙公,灵宝妙经于是出世度人”,这一最关键性资料在当前古灵宝经研究中所具有的重大认识价值,我们认为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葛氏道”与“元始旧经”的关系问题。刘屹博士判定“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完全无关,尤其是其反复强调“葛仙公所领受和葛巢甫所造作的灵宝经,一定不会是‘元始旧经’。无论从历史还是道教神话的角度,葛仙公乃至葛巢甫,都不应该领受和传承过‘元始旧经’”;(44)“在‘元始旧经’,包括《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现存内容中实际上也找不到任何内证,说明它们一定出自葛巢甫之手”;(45)“元始旧经”是“不知名的道教徒在420年左右开始造作的”;(46)“在陆修静看来”,“葛仙公所领受的一定不能是‘元始旧经’”,“‘元始旧经’36卷与‘仙公新经’11卷是两组不同的灵宝经,来源和性质都不同,并不存在葛氏道流传‘元始旧经’的情况”。(47)然而,这条资料却能非常确切地证明葛玄和“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密不可分。葛玄不但接受了《灵宝五篇真文》,也接受了由《灵宝五篇真文》演绎而成的全部“元始旧经”。也可以这样说,正是以葛巢甫为代表的“葛氏道”创作了《灵宝五篇真文》以及所有“元始旧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屹博士所提出的“新经”必然是在“元始旧经”之前出世这一最核心的观点,本身就是以“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完全无关作为最重要前提的。然而这条资料却恰恰证明了“元始旧经”根本不可能是在“新经”之后出世的。

  二是关于古灵宝经的主神观念问题。刘屹博士认为由“葛氏道”所创作的“新经”根本就没有形成“元始天尊”的主神观念,“元始天尊”作为主神是由“葛氏道”以外的道士们在后来才创造出来的。他称“葛巢甫在东晋末年‘造构’的当时还没有元始天尊这样的主神”;(48)“先出的‘新经’造作时,还没有元始天尊这样的神格观念”,“后出的‘元始旧经’才抬出新的至尊神格元始天尊”。(49)然而这条资料则能非常确切地证明元始天尊就是“葛氏道”所创立的最高神灵。同时也证明了“葛氏道”和古灵宝经根本不可能像刘屹博士所说的,还创造了诸如太上大道君、元始天王、太上虚皇、太上老子、太上虚皇道君等其他各种各样的最高主神。(50)

  三是关于“元始旧经”在人间的传承谱系问题。刘屹博士称“‘元始旧经’是没有在人间的传承谱系可寻的”。(51)然而这条资料却证明“元始旧经”在人间其实有清晰的传承谱系可寻。可以这样说,正是我们研究者某些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区,使得一些本来十分简单明确的问题被弄得困难和复杂了。至于《灵宝略纪》所记载的“元始旧经”神圣来源及其在人间的传授过程,包括“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具体数目,都与古灵宝经、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以及《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等资料相符合。因此,《灵宝略纪》是一篇完整地反映古灵宝经出世和传承过程亦应该加以重视的道教文献。

  近来刘屹博士《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一书,对近100多年来国内外古灵宝经研究所形成的基本框架、基本认知、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等,都做了迄今为止堪称最为彻底的颠覆和批判。而其最核心的论点和最终的结论,就是认为道教学术界长期沿用的“元始旧经”一般都在“新经”之前出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所有“新经”都在“元始旧经”之前出世。而其中有关“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关系的讨论,无疑是其全部古灵宝经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和起点。他正是通过对与此具有逻辑关联性的各种专题研究大规模的展开,从而对古灵宝经的所有主要问题都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新见解。例如,因为他证明“葛氏道”与“元始旧经”无关以及“新经”都比“元始旧经”更早出世,所以,“葛氏道”既与“元始旧经”所创立的最高神灵——元始天尊无关,也与“元始旧经”最为尊崇的《灵宝五篇真文》无关。即使有研究者证明“新经”和“元始旧经”其实都有《灵宝五篇真文》信仰,他仍然强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灵宝五篇真文》。刘屹博士最终证明不但“元始旧经”和“新经”之间在教义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而且这两种经典内部也存在着各种重大差异。而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本身就属于一批在“源头”和“派系”上存在重大差异也根本没有内在逻辑性可寻的经典。(52)

  常言道:“说有容易说无难。”这应该是学术研究中的通识,尤其是在史学界更被奉为金科玉律。因为要证明历史上某一事项存在过,只要有一条坚实的材料就足够了。然而要证明某一事项根本就不存在,则无论下多大的工夫,积累多少材料,也很难断言完全“没有”。因此,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研究者只凭借自己有限的阅读或一己之见,大胆地作出“完全没有”这样绝对化的判定,因为这种判定很有可能会被一个很小的发现予以证伪。

  对于道教研究者来说,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等典籍绝对不是冷僻生疏的资料,更谈不上是什么新材料。然而,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刘屹博士面对古灵宝经研究中这样最重要、最根本而且近100多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最大共识的学术问题,却没有表现出一个历史研究者应有的谨慎和警醒,而是从一开始就断定“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完全无关。更加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其后长达10年的时间中,刘屹博士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这些关键性材料并对其最初的观点予以修正,然而他却自始至终都以一种完全不容置疑亦非常绝对化的方式,不断地强化其这一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缺陷的判定,进而又认为《灵宝略纪》有关“葛氏道”与“元始旧经”之间关系的记载,都是北宋初期张君房为了整合道教的需要而凭空杜撰而成的。(53)而他也正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一方面对100多年来国内外的古灵宝经研究进行大规模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又重新构建了一整套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认知、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等。刘屹博士自己就公开声称其研究“从始至终都是与众不同的独此一家”;(54)“至今没有一个人承认我的这一论证属实”;(55)“至今也没有人肯定我这项看似很不起眼工作对灵宝经研究的贡献”;(56)“从2008年我首次提出‘新经’早于‘旧经’的可能性至今,学界一直只有我一个人公开坚持这一‘独唱’”。(57)

  不得不说,这种极具颠覆性的研究方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格局”宏大,处处都在突破创新,亦确实能带来震撼人心的评价,(58)然而通过上述论证却可以肯定,这场由刘屹博士所发起的围绕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孰前孰后的学术争论,在本质上其实源于其对最基本史料阅读的严重疏失所导致的一种重大误解。而这样严重而长期的误解,是其在古灵宝经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同国内外研究者存在重大分歧的根本原因。至于其在此基础上所重新构建的古灵宝经研究的新框架和各种新说,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难以真正成立的,或者说其实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换句话说,这场旷日持久亦耗费了巨大学术资源的争论,虽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超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然而离历史事实的真相却已经非常遥远了。刘屹博士又将国内外所有不接受其颠覆性观点的研究者都直接批判为“固执偏见”,(59)并且判定“一些学者对待学术争议的态度:他们不习惯那些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存在——也许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的认识有误而已”。(60)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从源头和起点上把这一重大争议解决好,这场学术争论必然还将长久地延续下去。

  而难以回避的事实是,这种摧枯拉朽式的颠覆研究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而最直接的就是古灵宝经研究经过中外几代学者的努力本来已经相当明确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却由此都变得异常复杂和极度混乱,变得越来越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可以依据和遵循。这究竟是意味着如某些学者所称赞的中国学术界的古灵宝经研究与国际学术最前沿的真正接轨,是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派”开始引领国际道教学术研究潮流的表现,还是属于学术研究中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恐怕值得所有人深思。刘屹博士就公开地严厉批评近10年来,国内外古灵宝经研究虽然各种论著在不断出现,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繁荣”,但实际上却越来越走向严重“失序”和“混乱”,以至于很多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普遍认为,“灵宝经的研究越来越纷乱了,越来越让人感到无所适从”。(61)他甚至自己也意识到其古灵宝经研究“很可能也只是在加剧已经存在的混乱状态而已”。(62)究其根本原因,很显然与当前一部分研究者动辄把彻底颠覆当作学术突破创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我们的讨论证明了《灵宝略纪》有关“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关系的记载,直接依据了古灵宝经和陆修静著作等更早的资料。也可以这样说,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以及南朝初期陆修静的著作开始,一直到隋唐宋元明时期的大量道教典籍,都能证明道教内部自始至终都认为“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密不可分。近100多年来,中外学术界也都认为葛玄和“葛氏道”与“元始旧经”密切相关。“元始旧经”作为一批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道经,既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古道教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我们构建1000多年以来道教历史基本框架的重要依据。因此,在目前并没有任何可靠史料证据的情况下,就人为地将“葛氏道”和“元始旧经”完全割裂开来,其结果就是既与古灵宝经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也很容易造成学术界对古灵宝经认知的严重混乱。

  ①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17页。

  ②[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8-41页。需要指出的是,刘屹博士将这段引文直接称为“孟安排具体说到”,意即均为唐代道士孟安排所说,但是又将其出处注明出自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3(见其《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17-318页)。而其书第8章第4节《〈灵宝略纪〉与北宋初年的灵宝经教传统》,却又明确称《灵宝略纪》为北宋初张君房所撰(见该书第629-645页)。按唐代孟安排《道教义枢》中并没有这段话。因此,刘屹博士将这段重要资料说成“孟安排具体说到”,很可能属于张冠李戴的错误。

  ③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631页。

  ④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18页。

  ⑤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18页。

  ⑥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643页。

  ⑦刘屹:《古灵宝经出世论——以葛巢甫和陆修静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4、166、168页;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⑧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643页。

  ⑨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第157页。

  ⑩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道藏》第9册,第852页。

  (11)《礼记正义》卷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41页。

  (1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卷16《三部九候论篇》,《道藏》第21册,第89页。

  (13)王明:《太平经合校》卷52《胞胎阴阳规矩正行消恶图》,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3页。

  (14)王明:《太平经合校》卷94至95《阙题》,第404页。

  (1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0《明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9页。

  (16)参见王承文:《从斋戒规范论古代国家祭祀对汉晋道教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收入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71-222页。

  (17)[宋]董思靖:《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解义》卷2,《道藏》第6册,第409页。

  (18)古灵宝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称:“列南和丹缯五尺绛纹缯于案上,请《灵宝五篇真文》及《五符》。割碧林之帛五尺青纹缯也以覆真文符上,安著座后。令符处丹青中,以为落发歃血之盟也。青以代发,丹以代歃血之誓。真人不伤神损德,故以代之。”(《道藏》第6册,第201页)《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卷5称:“太玄都四极明科曰:凡受上清宝经,皆当备信,信以誓心,以宝于道,准于割发歃血之誓。无信而受经,谓之越天道,无盟而传经,谓之泄天宝,传受之人,各慎其负。”(《道藏》第3册,第439页)

  (19)《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道藏》第5册,第890页。

  (20)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对这篇“师说丹水文”的相关内容有概要性讨论,参见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第514、701-702页。

  (21)《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3,《道藏》第2册,第234页。

  (22)《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4,《道藏》第2册,第243页。

  (23)《洞玄灵宝度人经大梵隐语疏义》,《道藏》第2册,第522页。

  (24)《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道藏》第1册,第799页。

  (25)《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道藏》第1册,第801页。

  (26)《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2,《道藏》第2册,第200页。

  (27)《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中华道藏》第3册,第308页。

  (28)《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下,《道藏》第1册,第799页。

  (29)《中华道藏》第5册,第510页。

  (30)《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中,《道藏》第1册,第790页。

  (31)《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下,《道藏》第1册,第799页。

  (32)《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下,《道藏》第6册,第202页。

  (33)《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下,《道藏》第6册,第204页。

  (34)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道藏》第9册,第839页。

  (35)[唐]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卷7《消灾星曜仪启坛行道》,《道藏》第31册,第773页。

  (36)参见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第616-623页。

  (37)[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4,第51页。

  (38)《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诫法轮妙经》,《道藏》第6册,第170-171页。

  (39)[梁]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道藏》第3册,第276页。

  (40)《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道藏》第9册,第839页。

  (41)参见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第627-630、650-651页。刘屹博士也认为:“《略纪》说‘新经’有10卷是可信的,‘旧经’最初有23卷也基本可信”,“这‘二十三卷’实际上是21卷,而两卷在流传中因篇幅过长而被分成了上、下卷,因此多出2卷”(《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640页)。

  (42)《云笈七签》卷4,第51-53页。按《灵宝经目序》的原文为“仙公授文于天台”,然而李永晟考证认为应该是“受文于天台”。另外,《灵宝经目序》所称“虽高辛招云舆之校,大禹获钟山之书。老君降真于天师”,并非实指“元始旧经”和“新经”的传授。所谓“虽高辛招云舆之校,大禹获钟山之书”,应该是指《灵宝五符经》的传授,此在《太上灵宝五符序》中有明确记载;至于“老君降真于天师”,根据陆修静《道门科略》等天师道经典,是指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五月一日太上老君将“正一盟威之道”传授给张道陵。而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将这两个事件都说成与古灵宝经的传授有关,主要源于其从宗教上整合早期《灵宝五符》传统以及天师道传统的需要,与“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实际传授无关。(参见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第679页)

  (43)大渊忍尔:《道教とその经典》,东京:创文社,1997年,第88页;Stephen R.Bokenkamp,"The Wondrous Scriptures of the Upper Chapters on Limitless Salvation," in Bokenkamp,Early Daoist Scriptur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396-397.Bokenkamp,"Stages of Transcendence:The Bhūn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s," in Robert E.Buswell,Jr.ed,Chinese Buddhist Apocraph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140.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第601-653页。

  (44)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18页。

  (45)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09页。

  (46)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17页。

  (47)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第157页。

  (48)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223页。

  (49)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25页。

  (50)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298、301、279、443、263页。

  (51)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18页。

  (52)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260页。

  (53)刘屹博士研究古灵宝经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彻底否定“葛氏道”与“元始旧经”有关(见刘屹:《“元始旧经”与“仙公新经”的先后问题——以“古灵宝经”中的“天尊”和“元始天尊”为中心》,《敦煌学》第27辑,台北:乐学书局,2008年)。10年来他除了一直都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这一核心论点之外,也对来自学术界的所有善意提醒以及质疑都持严厉批判和极力贬损的态度。

  (54)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117页。

  (55)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292页。

  (56)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299页。

  (57)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22页。

  (58)参见曾晓红:《对古灵宝经的全新认识》,《中华读书报》2018年4月15日;曹凌:《评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香港]《道教研究学报》第10期,2008年,第236-257页。

  (59)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327页。

  (60)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299页。

  (61)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102、805页。

  (62)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第8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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